元丰类稿补遗策问三篇

补遗策问三篇

　　拟试制科王平甫策问一道

　　问：盖闻至治之世，教化明而风俗美，士之处者皆笃于自治，而仕者皆能称其官。当是之时，百度修而万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乐而臻于仁寿，施及鸟兽草木，皆遂其性，至于蛮夷戎狄莫不欣欣附焉。其所繇者何术而至于斯欤？今士寡廉耻，而希合茍且之俗盛，至于举选甚弊而百职未修，上下之财不赡于用，元元匮急而轻于抵罪，鸟兽草木未尽遂其性，蛮夷戎狄至勤于御备之策焉。其不能方古者何谓欤？夫事其末而欲及其本，与泥其迹而求合其变，皆不可也。然则仿于古而不迂，近于今而不卑，必有其道可得而言焉。昔孔子语为邦曰：乘商之辂，服周之冕，乐则曰韶舞。今考其事尚可复于当世欤？如不可复，则兴今之礼乐者将何说欤？子大夫其悉陈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二〉

　　策问十四道

　　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而孟子亦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如此则用先王之道以治国家天下，其见效岂不速哉？然而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如是则积德累善，旷世绵祀而后有成，又何其迂且久也？夫憔悴之民望其恩德，与愿治之主望其治之效，期月犹且迟，而可以一世百年期哉？岂圣人之道大，施用之际难欤？抑迟速之间繇所遭之时异欤？二三子可辨之。

　　问：官有德，爵有功，所从来尚矣。今爵虚器也，凡有功者固以官赏之矣。其可乎？其亦有不可者乎？

　　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然而视听言动一于礼，则不合于俗者有矣。顺俗则自枉，不合于俗则怨且怒，且指目以谤者行焉。谤怒非君子之所忧也，然君子之于道德非独自足而已，将以有为也。如与一世人不合不识，其能有为乎？是则其所积累者小而为害于事大矣。孟子亦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言，则枉寻而直尺亦可为欤？又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如孟子之意，则亦自信而已矣。然则君子之道，其无以纾谤怒，便于时，合于众人之心者乎？今观孔子、孟子之所以自为者，则亦从优游，不皆不合于世也。是亦何道乎？二子者岂无说乎？吾子其言之。

　　问：钱为物，非无形而不可见者也。不藏于国，必藏于民；不在于民，必在于国；出于此，必在于彼，势理然也。今大农之钱常不足，而民间尤甚。是物也，不外天而沉泉，其安所归？而孰繇致其然欤？将欲使上下之用俱足，有无之求两通，岂无说乎？

　　问：《易》曰：天地之道简易。而于《乾》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其于《坤》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又曰：“承天而时行。”又曰：“至哉乾元，万物资生。”夫至健以动于上而不息，至柔以承之于下，勤孰甚焉？始万物生万物焉，不为不烦也，其于大体，不与夫简易云者戾耶？而孔子之云尔何也？又曰：“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其又可属之于人事邪？愿质其所以然而见教。

　　问：三王之世，用当岁之入，其余以御凶荒。下而至汉，其用度亦不加少焉。然孝文时悉弛租税与民，民与国皆有余。今之用度视汉固若无异然，然租税之外，山泽关市之利取之殆既焉而不足，国与民平岁皆甚病，此其故何也？其有以救乎否也？

　　问：《春秋左氏传》说晋文公之入也，利其民而欧之以礼信之教，然后用之，一战而霸。夫能使其民得其利而入于礼义信之教，圣人之所以为治之具岂易此耶？然而不曰斯道也王道然也，何以哉者？其道固亡异而说者卑之邪？抑不然也？欲释其所以然，则将孰质焉而可矣？而王道之本末深浅何如也？

　　问：教之不洽于人也，曰处于位者莫为之先也。欲为之先则何施焉而可？古之道何者近于今？今之所当始者何事焉？吾子其言之也。

　　问：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云然，其无不然也，不疑矣。既然，则功美岂寡哉？而于《记》则曰：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信其如是也，则夫礼乐云者，不足以就功治耶？不然，何功成治定矣，而始区区为也？无亦与孔子异意哉？孟子又曰：今乐犹古乐也，而唐太宗亦指陈声以明悲乐，柳子厚又称孟子，是则制作云者，其不必事耶？抑虽事之而非所以为本邪？黄帝以来孰为而不相沿袭也？本之要如何也？为今议者，于吾子意孰安？

　　问：周下文武至于夷王未久也，而其治已替。汉与唐也，治不掩乱。於戏！天下之于治也何寡，而乱数如此。今固承大敝之后，而所承者将缅而戾于周欤？抑止于汉与唐也？汉与唐也，其治孰愈？其当时之制，有合于周乎？抑皆不合也？求其可以尚行于今者，倘有之乎无也？欲如周之盛时，其道易施而其验易见者，愿以开于今。

　　问：乾六位，未尝有阴焉，而坤之为体，不可以为刚也。然《系辞》则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信夫阴与阳、刚与柔也，天地当并用之也，则将于乾坤何合焉？又曰“兼三才而两之”，今之人其信于天地，通乎不也？吾子当习于其说。

　　问：伊尹亡夏而归汤。汤，圣人也，知伊尹足信不疑，故以之相，而商为大治焉。世颂汤与伊尹无穷也。令汤虽圣人，不得伊尹之助，未可以有为也；伊尹虽自任以天下之重，不与汤相值，亦未得志也。下汤与伊尹，其治未尝非主与臣相值也，其乱亦未尝非主与臣相戾。主与臣固常相须，而其合何少也？欲主之无不知贤足信不疑，而贤臣之必得行其道于天下，如之何而可？世之所以治乱之本不于是在耶？

　　问：《论语》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又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是皆圣人之言也，圣人之言也宜壹，今其不合如此，不可考据也，岂其记者之妄欤？抑信然也？信其然也，则将何质焉而可以壹也？古之远者难道矣，唐太宗至于今未久也。唐太宗之为治也，甫三年尔，人之产皆有余。越之望陇为绝域也，其相之者，不持粮与兵而足无患。天下断狱，岁三十人而已，为安且治至此盛也。“三年有成”云者，非已然欤？今治天下以累世之渐，然而人之产皆不足，盗或袭州县，断狱岁以千数，必世、百年云者或过而几矣，然而不至于安且治也。所贵乎学者非徒习于文而已，今其可行也，吾子盍言所以得失之繇，而通于圣人之所云尔以谂于时耶？

　　问：李德裕曰：“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德裕之自道固不然也，其道邪正之势则适然矣。天下之所以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是而已矣；其不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惑而已矣。人主未尝不欲治，然于惑也，不终有焉，则间有焉者多矣。终有焉者何议焉？间有焉者则可谂之矣。以天下之大也，行之于国与民非一事也，群臣之多也，其言与行非一迹也。邪正之归，何以与知而不惑也？可以圣与贤而不言，学者而不知乎？〈同上〉

　　策问一十道

　　《乾》之二五皆曰“利见大人”，《屯》之二六皆曰“乘马班如”，《归妹》、《泰》之六五皆曰“帝乙归妹”，《损》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履》之六三曰“眇能视，跛能履”，而《归妹》则初九曰“跛能履”，九二曰“眇能视”，《既济》之初九曰“曳其轮，濡其尾”，而《未济》则初六“濡其尾”，九二曰“曳其轮”，或有离之象，而多曰利用狱，或有巽之象，而多曰“利涉大川”。凡此者，其辞或离或合，或同或异，其象各有系，其义各有所当，《易》学者之所宜尽心也，宜别白其旨，而是著于篇。

　　问：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韩子曰：“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老子、韩愈亦各以其所得于圣人者自为一家之言邪？抑其有所激抗而其言不得不然邪？抑会其归不与孔子异意邪？其辩二子之得失，而推孔氏之意，凡四者之所谓如何？悉书以对。

　　问：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岂出于求之材，开言路，用赏罚，明好恶？而当时大治，后世称之至今。今之所以别贤不肖而进退于朝廷，未尝有一士或遗于下；广谏诤之途而聪明视听，未尝有一言不通于上；罚罪而赏功，以惩劝之意，未尝有一事不以其宜；好善而恶恶，以明化道之方，未尝有一事动不求当，与古之所以治天下者岂异？而今之治未足以迹于二帝三王之盛，其何谓邪？盍亦言焉？

　　问：韩愈曰：“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得扬雄、荀卿之书，而益尊孟子，以谓二子者皆圣人之徒。”然今世学者好诋诎三子之说者甚众。三子者诚诡于道，而愈之书又过于言乎？抑今之学者未达于三子之说而好辩以妄议乎？如三子之说不诡，韩愈之所谓者不过，而今之学者皆是，其不有害于世、乱于圣人之道？欲使其能达于三子之说，而以其好辞妄议之心抑有达乎？自古至今，百家之说众矣，其亦有可取者乎？抑皆无可取者乎？圣人之所以自得而不同于百家者于经何说？百家之所以失而不合于圣人者于经何谓？而三子之书，尤恶百家之学者，又何也？愿闻其所以。

　　问：《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子学礼，能言六者之所谓，其著于篇。

　　问：今举天下之士，开间岁之制以收遗滞，定保行之法以革骜悖，修土著之令以息奸妄。策问之试，使明于治乱之体者得毕其说。设明经之科，使通于圣人之意者得申其学。子以谓如此可以得天下之贤材而变近世之风俗乎？

　　问：六经之书，太极以来至于天地人神事物之变、远近小大微显之际、异同之旨无不备者，而其要则在于使学者知顺性命之理、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尽天地鬼神之宜、遂万物之性而已。然其言不一，其意难知。今欲闻太极以来至于天地鬼神之际与学者之所以顺性命之理，而正心修身者其要安在，至于国家天下者之其本末先后如何，尽天地鬼神之宜、遂万物之性者何方而可，此学者之务也，其勿务于虚词，而据经之言，以其远近大小微显之义、异同之说以对。

　　问：《书》曰：命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刚而无有虐，简而无有傲。又曰：神人以和，祖考来格。又曰：鸟兽跄跄，百兽率舞，凤皇来仪。《记》曰：国君无故不彻钟磬，士无故不彻琴瑟。又曰：功成作乐，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又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今乐犹古乐也。夫礼乐刑政皆治天下之具，而有虞氏以来，教人者必本于乐，何也？其救人之性，使之直温宽栗柔立愿恭，而刚简者无虐与傲，是果何以哉？钟磬琴瑟无故则不傲，然则乐之急如是邪？功成作乐，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则乐者象功德而已，其使之风移而俗易，至于动天地、感鬼神而及于飞走异类无知之物，莫不皆化，是出于至治之极，所感者如此，乐者文之而已邪？抑感之者非他，固独在于乐邪？如欲作礼乐，则其情之可考于古者何近？如欲述礼乐，则文之可用于今者何宜？孟子以谓今古之乐同者，其合于经邪？生其务极其意而各以经言。

　　问：《诗》之序曰：太平之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而《孟子》亦曰：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今之君子有长育人材之势，而又能有其志者，固少矣。有其志而以士之难知也，进以文辞而不奉于理，则浮华以乱实、险怪以乱正者将有取焉，是不害于道邪？进之以行义而本于理，则繁礼而饰貌、好奇以诡众者将有取焉，是不害于道邪？夫育人材者固将长育成就人之材，以劝天下而移风俗也。今其害若是，知其溺于浮华之可患而宁进繁礼饰貌好奇之人，庶乎其有激，而幸乎其有实也，其可乎？抑其犹不可也乎？古之君子长育人材而能本于理者，其要如宜，具书以对。〈《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三。本篇题作“一十道”，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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