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类稿补遗杂议十篇

补遗杂议十篇

　　太学

　　郡立刺史，所以主其治也。郡之不治，刺史之过也。黜一刺史、立一刺史而已矣，夫岂遂污其郡哉？邑有县令，亦所以主其治也。邑不治，县令之过也。黜一县令、立一县令而已矣，岂遂污其邑哉？今有人曰，郡不治则污其郡，邑不治则污其邑，则以为狂惑之人也。

　　今夫太学之设，何以异于是？天子立太学，立官以掌之，立师以教之，所以兴教化也，所以出礼乐，所以萃贤材也，所以养俊髦也。俊髦不能养，贤材不能萃，礼乐不能出，教化不能兴，则官师之过也。当黜其为官而屏其为师者，而别置其能官能师，则岂遂隳其学哉？向者国家兴学校自京师始，天下之人倾耳而听，竦目而视，其皆以为三代之治复起于今日，而今日之治复为于三代也。既而官师非其人，措置非其宜，怨谤并起而天下窃笑，其实皆官师之过也。黜一官师、立一官师可矣，而议者皆以为太学之过，官师未出而太学废。呜呼！太学何过哉？

　　今愚愿立一官师，使恢其职，以恢大其业，而无罪太学，前所谓养俊髦、萃贤材、出教化、兴礼乐无所不可者。若不度其本，不推其源，案而责之曰：此学之过，废之而已矣。是刺史不治而污其郡，县令不治而污其邑也。治天下者当为如何？〈《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九〉

　　议茶

　　农桑贡赋，王道之本也；管榷杂税，王道之末也。善为国者，重其本而轻其末，不善为国者反是。由尧舜至文武皆重其本者也。由秦汉至隋唐，重其本故薄征轻敛，而天下有仁义之俗焉；重其末故急徭横赋，而县官遂兴管榷之利焉。管榷之利，茶其首也。当汉武之时，其食国用皆不足，虽群臣献策，尽笼天下之货，然茗Η之利犹不之取，历代议者亦未尝一言及之。至唐永泰中，天下耗竭，莫或为计，乃有赵赞首陈税之策。贞元之后，又兼张滂之谋，虽权宜立制，功不合于古，然亦未至于榷也。逮乎文宗，当李训辅之，恣为诡说以惑其听，内则协郑注奸邪之议，外则资王涯刻暴之苦，始立使号以榷茶为名。茶之有榷，自此始也。于时新令一出，所暴虐者甚众，以是故身伏大诛。尔后贤臣继世，一兴一废，或以惨急而行之，或以仁慈而议之。如裴休者，则欲去榷复税以十二之法；如令狐楚者，则欲通商惠众，以增上下之便。虽深究利害各极当时之宜，然行之一朝，流弊千载。

　　我国家勃兴昌运，抚有方国，四圣接武，泽流生民。所先者仁义之化也，所行者礼乐之教也，所敦者农桑之业也，所后者管榷之利也。然卒所以资国用而足兵食者，唯货一扃尤为剧大。自曩岁群臣定议随土宜而制之，或禁其私鬻以充郡县之课，或通商人以泄县官之利，各任其俗，成乎便宜。

　　以今观之，则禁者诚非，而通者诚是也。何则？茗者山林之所产也，山林者人力之所营也。所营者博，则所生者众。所生者众，则所赋者余。所赋者余，则常生之业毕出于是矣。今乃申严号令，窒其私鬻之路，欲使民利一归于公，虽敛之计诚得其术，曾不知敝生于下而抵冒之狱阗然而起矣。及其不胜也，然后从而加之，民或至死亡而不惧令，或至峻烈而无益，久不易则无乃伤仁慈之政乎？而又上之而急，继以千艘，一岁之庸，动逾百倍，伤财暴众，无大于此，故曰禁者诚非也。今若普治天下，均其常法，上则蓄之以大扃，下则通之于商人。其直也，就中都而入之；其茗也，由外郡而与之。俾夫周旋海内，自受其益，所过关市，则悉增其税，所至郡国，则悉弛其禁。大可以减县官每岁之用，小可以息生民抵冒之狱，此谋一立，万世利之。故曰通者诚是也。二者之论，期于一择。〈同上〉

　　议酒

　　榷酤之兴久矣，桑羊建白之，武帝力行之，千秋奏罢之，新莽重立之，绝于魏，起于陈，盛于唐，大备于当今之世，其源益深，其本益固，其所害者多，所利者寡。虽有非常之智，弗能去其害也；虽有不世之略，弗能益其利也。盗滥日益起，争夺日益繁，狱讼日益长，刑辟日益峻。非酌以便宜而建以中道，则淳厚之化其何以致哉？昔武帝之世，骋志四夷，兵资国用皆所不赡，则置之者乃其榷也。孝昭之世，海内休息，务以仁政，绥怀于民，则废之者亦其宜矣。虽新莽诡制，强复其法，然历东汉魏晋，数百年间而弗复用焉。及陈氏膺统，文帝当御，始下诏令恢而袭之。至于有唐，厥制渐备，或定其酤之税，或别为三等之目，可否相半，损益相兼，行于一时，稍得其便。厥后京都免榷，以优乎大众之聚，五州榷曲，以当乎鬻卖之利，随所利害，以为定法。载在前史，灼有明验。我宋绍位，有三制焉。王城之中，则征其糵而不征其市；闽蜀之地，则取其税而不禁其私；四方郡国，则各有常榷。军旅之饷，非是不能给也；帑藏之实，非是不能充也；岁时之课，非是不能足也；蒫茗之扃，非是不能并也，其名虽异而其课则同，其法则三而其利则一。课既同，利既一，则天下之制可以尽一矣。然朝廷所以不一者，盖将优遐迩之徼而重畿内之民。诚深利矣，孰若兼四海而利之？且盗滥争夺，天下之公患也；狱讼刑辟，天下之大殃也。今使王城之中则亡其公患，闽蜀之地则弃其大殃，其余郡国则兼殃患而有之。呜呼！亦仁者之所非也。

　　愚以谓京都之内则宜遵旧常之法；天下郡国则宜通闽蜀之制。无损于课而课以之集，不烦于刑而刑以之省。可以导仁政，可以消争心。前所谓酌其便宜而建以中道者，莫大于此。〈同上〉

　　财用

　　荀卿言富国之道曰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所谓节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谓也。善哉！荀卿言富国而先及民者，知本欤！比咸平、景德虽有北警之役，而国用民力上下交足者，其是道哉？今日无向者之警役，而藏于国者或寡，赋于民者或多。何哉？且节用经制、百官谨职皆如向之时，胡为国用民力不加焉？是亦天时之水旱，兵食之多冗，管榷之未通。姑当乘丰而储备，利商而通货，练兵而去冗。昔尧汤水旱而民无捐瘠者，备先具也。唐大历后，国费能给者，刘晏辈利商转货也。兵贵精，昔曹公以五千敌众万，故冗食可省也。如是，其民赋少省，国用少充，庶几民裕国足如荀卿之言也。〈同上〉

　　兵乘一

　　可以均天下之土地而定军赋之法，唯井田为最备。其法之可见，唯周为最著。《周官》：王畿千里，天子正位于其内，而卿遂分治于其外。必以土均之法稽其人民，故小司徒以九地之别，为其三等任人之制。凡役之起，则家无过于一人，而其余为羡。故六卿六遂之中，有正卒、有羡卒五等。建国之制虽殊，而出军之数固不易于是也。盖天子六军，而成国半之。若鲁者有因周之成国，宜有三军者也。然僖公之颂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夫其徒三万者，固合于三军之制矣，其车千乘者，兵车一为卒七十五人，千乘常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鲁安得而有之？故明策以访于学者。夫鲁虽侯国，而出军之法不殊于畿内，故其三郊三遂之中，亦有正卒，有羡卒。颂之称曰“公车千乘”者，兼其正卒、羡卒之数而言之也。又曰“公徒三万”者，举其正卒之成数而言之也。僖公能复先君之土宇，而其车徒之盛如此，故颂者尽之，非兵赋之异也。〈同上〉

　　议钱上

　　夫制世御俗非一谋可尽也，便民益国非一术可该也。是以圣人在上，随轻重而御之。民所重则御之以轻，民所轻则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币帛之制。刀布者，货之流也；币帛者，货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环，迭相为救，此圣人有国御天下之大柄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虽立而其迹不传。

　　逮乎武王建祚，师望佐业，外则通三币之货，内则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流则天下之用足，散则天下之财阜，利则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后廉取兴，财阜而后礼义浃，用足然后德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辅桓公而成开塞之术也。周景变之，所以隳祖构而忘小大之法也。缘此而下，废兴不常。西汉以来，其制屡易，陈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锡铜山者有焉，废五铢者有焉，创鹿币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晋宋而后，俗化惭薄，上先其制，下成其私，有风飘水浮之轻，有线环赤郭之异。百名千品，莫可胜述。远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尽扫其辙，文之以年纪，创之以事宜，规模小大，最为折衷，天下得以从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权，较之古先，诚得其术。

　　我国家铲去伪乱，袭有唐休烈，鼓铸有常职，辇运有常数，盗滥有常禁，出纳有常经，稽其本末可谓详矣。然比岁以来，邦用颇乏。于民也，有困穷耗费之苦；于国也，无丰盈羡给之余。议者纷起，莫从其便。或曰：宜铸为大钱，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兼造铁制，以同闽蜀之法。大可以益国，小可以便民。行于一时，足见其利。铸为迂远之谈，茍简之谋也，非所谓利于经人也。夫久为大钱，则民失其用，用失其用则众易其业，易其业则困匮生而奸滥起矣。兼造铁则国重其禁，重其禁则俗违其便，违其便则抵冒作而刑辟烦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盗铸日积，二患也；于用甚轻，三患也；岁铸不给，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铸，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于水火，而民或盗铸者，薄利诱之也；大小之法，与前无异，而用之甚轻者，异物害之也；宝货之路出于羡余，而岁铸不给者，浮费夺之也。为今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谓四利？塞兼并一也，严法令二也，禁异物三也，节浮费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当今之宜，莫便于此。〈《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

　　议钱下

　　问：自古钱法，未有如国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来，铜产耗竭，鼓铸不能供。欲案其旧法而弗变，则患乎铜之不给；欲铸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则患乎民之窃铸也。敢问何行而后可？

　　对：自古钱法，轻与重，大与小，诚莫如国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术，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间，盗铸盈市而法令不能严，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狱，未尝闻梏一铸钱者。故公钱益少而私钱益多，此未至者一也。

　　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爱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泉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故钱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贫，而国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

　　边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间，兴师者数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铸之不绝于时，一至塞下无复返者，此中国之泉所以耗而边民之豪得以聚而积之也。故中国之物其直轻，由于钱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于钱多也。国家诚能止钱货之运而若谷若帛，募富商巨贾致于塞下，使就取其符于江淮京洛间，或泉或货，杂支以偿之。若此二三岁，而中国之泉不营而自给矣。当今之策，莫此为便，而国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

　　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今诚能稍严其禁，以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国家不知行焉，反谓于国体有纤削之谓，此未至者四也。

　　此四者，泉货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犹水之有四窦，木之有四蠹也。今诚能窒其四窦，拔其四蠹，则不变旧法而泉可足矣。茍四窦未能窒，四蠹未能拔，虽一变其法而为茍且之利，愚恐有损而无益也。且变法者谓铜之耗竭矣，茍为铜之耗竭，则虽以一大者当百小者，然后可行焉。其次则以一大者当五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其下则以一大者当二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夫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而可为哉？且变法之祸见于前世矣。汉武时改钱法而铸白金，于是吏民盗铸而死者不胜数。王莽之世，又为泉货六品，与贝化龟宝之类参而行之，天下破业而陷刑者相望于道。吴孙权亦铸大钱，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从而罢之。唐明皇时，从第五琦之策，铸为三品，法愈严而犯愈多，商农之业皆失其利，有饿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变法之祸也。今不窒其四窦而拔其四蠹，而欲袭前世已然之祸，愚未知其可也。〈同上〉

　　议仓

　　世之言治法者，莫不以三代唐虞为之本而两汉隋唐为之末。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得其便，两汉隋唐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失其利也。故善言治者，不在乎援古高论，在乎当而已矣；善言法者，不在乎超世迈俗，在乎宜而已矣。

　　夫义仓者不兴于唐虞之世也，不建于三代之君也，不起于两汉之时也，盖始于隋而盛于唐者也。其道以振乏为本，以恤民为先，以博施为法，以乐输为率，以众赖为便，以义和为名。各于其社树之以仓，各令其民入之以谷。设其官守，严其戒令。丰岁则劝课而输之，凶年则发彻而散之。不烦于刑而民乐从，不费于国而民无困。于上有救贫恤饥之政，于下无转沟殒壑之苦。以言其济施，则仁之厚者也；以言其输入，则义之广者也；以言其取与，则和之至者也。其在隋则长孙倡而始之，其在唐则戴胄举而行之。文帝从长孙之计，于是民俗以安，国费以省，邦储以厚，而卒能成大业之治焉。及太宗从戴胄之言，于是和气以洽，仁风以畅，王业以固，而卒能成贞观之风焉。降及天皇，其法始敝，弗以为博施之本而为军国之费，弗以乐输之赋而为征取之科。自是之后，名存而实废矣。由此观之，前世所以恤民而后世所以暴民，明主所以为治而昏主所以为乱者，其义仓之谓乎？

　　国家革五代之苛，建一王之治，于兹有年矣。租赋之调不为不中也，配敛之科不为不节也，赈恤之政不为不行也，敝滥之源不为不究也。然此岁以来，急于边费，以征以取，浸暴于常。而又有聚敛之臣，贪残之吏，剥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往往窃前世恤民之法而为当今敛民之调者，累累皆是，则义仓者亦其一端也。夫昔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者也，今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昔之义仓，务所以安之；今之义仓，务所以掊之。昔之义仓，则立仓于社，聚谷于众，年丰则取之，民饥则与之，不令而民从，不督而民劝，故曰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也；今之义仓，则有仓之号而无仓之制，有义仓之名而无义仓之实，约租之多寡而增其数，计入之丰约而定其籍，年丰则有以取之，民饥则无与振之，故曰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诚能复隋唐之法而建其仓，探隋唐之本而行其义，则恤灾弭患、安民泰俗无大于此者。茍不如是而徒立其号，以为征取之术，则不若勿行之愈也。〈同上〉

　　废官

　　传曰：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明策谓修废官者，如何而为废耶？逸民者，如何而为逸耶？施之于今，修其官者何职？招其人者何方？以考于承学之人。

　　夫无其官而不补，有其官而不修，皆废官也。无其官而不补，则五官废而五行失其性之类是也；有其官而不修，则乐官不陈诗，国史不明及之类是也。士之术业修、道德备而不见于天下者，此逸民也。伊尹之于莘、太公之于北海是也。修废官则事无不举矣，故曰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则人乐为用矣，故曰天下之人归心焉。宜于今者，莫若修先王法度之政而备其官，其责任也明，其绌陟也果。修先王责任之制而兴其贤，使豪杰之士不遗佚于闾巷穷僻之中，如此则任者举汲汲于成天下之务，处者举欣欣于赴天下之用矣。所修者不在一职，所招者不必异礼，而圣人之意得，当今之务适矣。〈同上〉

　　黄河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

　　若治水之说亦有焉，昔是之时，水害遍于中国，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然后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余年无水害。周定王之时，河始徙禹之迹，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

　　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许商、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田蚡、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关并、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张戎则以谓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

　　数说者各异，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者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

　　方汉之时，经术虽不盛行于天下，然学经者犹不尽废，而害已然。至今千有余年，言经者益少矣，决事者用私见耳。故明策以谓《禹贡》之学久废，而以访问于学者，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

　　夫《书》称五行，水曰润下，则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顺其归。盖地之形，雍州高而兖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兖冀而终于雍，此高下先后之异也。天下至广，百川至众矣，使小水皆致其力，则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给也。故治江之道，使之顺则河、潜皆得合而行；治河之道，使之顺则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用力少而败功多，用日近而见效远。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能知其要者也。曰江、曰淮、曰河、曰济，经渎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见者也。计其力则州十有二师，九州当二十七万人，计其日则四年而毕，此用力多少之数也。夫禹之于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后，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审其名，揆其功，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

　　宋兴，百川循道，为败者不过于河，兴国之间防村之决为尤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今横胡、商胡再决，自天子大臣谋救讲利害之勤矣，明策访《禹贡》之法于学者，必将要之可行。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而辨其名、审其用人之多少，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详酌而法之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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