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本朝政要策

本朝政要策

　　考课

　　建隆初，始以户口增耗为州县吏岁课之升降。兴国初，又定三等之法，以核能否。其后遂诏郭贽、滕中正、雷德骧典其事。雍熙间，上尝阅班簿，欲择用人，而患不能遍知群下之材，始诏德骧以群臣功过之迹引与俱对。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课，使王沔主之；幕职州县官考课，使张宏主之；三班考课，使魏廷式主之。沔既条奏其法，于是御史弋子元、郎吏张绅皆以负黜焉。然沔之法，亦以烦碎无待士君子之体，物议非之。久之，复废京朝官考课，而置审官院，以钱若水主之；废州县官考课，归之流内铨，以苏易简主之；唯三班无所改易。其后，天子又尝欲自宰相修唐制书考之事，既而但欲责其称职，遂不行焉。然亲书考课最之意二十余幅，以赐若水等，盖其丁宁之意如此焉。

　　训兵

　　古者四时田猎，以习武事。孔子说不教民战者，《周礼》司马军旅之政详矣。战国至于汉唐，兵法尤具焉。自府卫废，而执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宝之败。以至晋汉，兵虽数十万，而皆不素习。士居闲暇，则自为生业，将乘势重，则取其课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骁勇之士，命太祖习焉。取其尤者为殿前军，而禁卫之精，自此始也。宋兴，益修其法，壮锐者升其军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屡自临试而蒐择。故兴国有杨村之阅，咸平有东武之蒐。军旅之盛，近世无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广，议者以动众为疑，而简练之网遂疏，黜废之法恕矣。虽天子丁宁，欲救其敝，而群臣莫能奉其意焉。

　　添兵

　　唐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兵，不过三数万人，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之叛，驱市人以战贼。德宗蒙尘，扈驾者四百余骑。甲兵皆散在郡国，自河朔三镇不统于京师，余可举者，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武宁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而观察围练据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万人。五代之际，四方割裂，以区区中州之地，晋汉之兵尝至于数十万人，养之既费，教与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国兵制始修列焉。宋兴，太祖监前世之敝，益修教习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于边鄙，务在择用将帅，以折冲一方之难。故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二人所领之兵，才五六千而已。当是之时，举中国之兵，才十六万人，平五强国，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刘继元，驾前之兵盖十余万，兵之稍稍益广自是矣。其后曹彬之败祁沟关也，在行之兵实二十万。既而杨业败于陈家谷口，刘廷让败于君子馆，全军殁焉。士卒前后战死，沿边疮痍之兵不满万计，皆无斗志。河朔震摇，悉科乡民为兵以守城。咸平之间，又集近京诸州丁壮以为兵，而西北边臣犹请益兵不已。张齐贤请调江淮丁壮八万以益西师，天子忧之，谓吕蒙正曰：方事之警急，升卫亦可抽减，其如卫兵，数亦不足。蒙正复请取河南丁壮以益兵，天子难其言，然不得已而卒听焉。其后又请济师不已，遂令刘承圭取环庆诸州役兵，升为禁兵，号振武军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广矣。天子延见近臣，屡叹兵数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减兵之意。尝曰：虽议者恐其动众，亦当断在必行。然群臣莫能承上意焉。

　　兵器

　　百工之事，皆圣人为，而其于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诸睽，始见于经。至于《周官．考工》所陈五兵之法，可谓详矣。汉兴，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胜。语曰：器不坚利，与徒抟同。是兵械之不可不修也。宋兴，太祖将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责以称职。每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之，作治之巧尽矣。国工署有南北坊，岁造甲铠、贝装、枪、剑、刀、锯、器械、箭箶簏、皮笠、弩、箭、床子弩，凡三万二千。又有弓弩院，岁造弓、弩、箭、弦、镞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弓、弩、箭、剑、甲、兜鍪、甲叶、箭镞等，凡六百二十余万。又别造诸兵幕、甲袋、钲、鼓、炮、炒锅、&18807;、行槽、锹、钁、镰、斧等，谓之什器。凡诸兵械，置五库以贮之。戎具精劲，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岁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创作未已。天子念劳费之宜省也，因遣内都知秦翰阅武库所聚，令给用有余，诸作治以权宜罢焉。

　　城垒

　　周世宗时，韩通筑城于李晏口，凡立十二县。又筑束鹿，增鼓城，葺祁州。数年，又自浮阳至乾宁，补坏防，阙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

　　宋兴，王全斌葺镇州西山堡障，刘过筑堡州、威虏，静戎、平塞、长城等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隳旧州，迁于榆次。又命美镇三交。三交在西北三百里，地号故军，溪谷险绝，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入寇。美帅师袭之，伪军使安庆以城降，因积粟屯兵以守之。久之，迁并州于三交，以美为帅焉。

　　宗庙

　　尧舜禹皆立二昭二穆，与始祖之庙而五。商人祀汤与契，及昭穆之庙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亲庙而七。汉初立庙不合古制。至晋，采《周官》，定七庙之数，而虚太祖之室。隋兴，但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初因其制，贞观立七庙，天宝祠九室。梁氏以来，皆立四庙。宋兴，采张昭、任彻之议，追尊僖、顺、翼、宣四祖而立其庙，用近制也。

　　盖自祢至于高祖，亲亲之恩尽矣，故有四庙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预为其数，故有五庙、六庙、七庙之礼。先儒以谓有其人则七，无其人则五。此古今之文，损益之数昭昭可考者也。

　　边籴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岁丰稔谷贱，命高其价以籴之。

　　常平仓

　　淳化二年，诏置常平仓，命常参官领之。岁熟增价以籴，岁歉减价以粜，用赈贫民，复旧制也。

　　侦探

　　淳化中，柴禹锡、赵熔掌机务，派遣吏卒变服侦事。卒王遂与卖书人韩玉有不平，诬玉有恶言。禹锡等以状闻，上怒诛玉，京师人皆冤之。自是廉得他事，上不复听。至道中，又有赵赞，性险诐捷给，专伺中书、枢密及三司事，乘间言于上，上以为忠无他肠，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觉悟，卒诛赞焉。

　　贡举

　　贡举之制，建隆初始禁谢恩于私室。开宝五年，召进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对于讲武殿下，诏赐其第。六年，又召宋准等覆试于讲武殿。殿试自此始也。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以来尤盛，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亦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外以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至太宗即位，兴国二年，以郡县阙官，旬浃之间，拔士几五百，以补阙员而振滞淹。又未命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进士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万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贡举苏易简等受诏即赴贡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请托。至殿试，又为糊名之制。

　　军赏罚

　　天宝之后，将之废置出于军，则军之骄可知也。五代之际，国之兴亡出于军，则军之骄又可知也。及周世宗奋然独见，诛败挠之将，而军之约束始修。太祖之为将也，每有临阵逗挠不用命者，必斫其皮笠以志之，明日悉斩以徇。自是人皆死战。及太阻受天命，谓征蜀诸将曰：“所破郡县，当倾帑藏，为朕赏战士。国家所取，惟士疆尔。”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择其亲兵得百二十人，隶殿前司，谓之川班殿直，禀赐优给，与御马直等。其后郊祀优赏，太祖特诏赏御马直，更增五十。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击登闻鼓诉之，太祖怒，立命中使执归本营，各杖二十，明日尽戮于营中，余八十人配诸州，遂废其班。初，太阻尝问：“唐庄宗享国不久，何也？”飞龙使李重进对曰：“庄宗好畋，而将士骄纵姑息，每出近郊，卫士必控马首曰：‘儿郎辈寒，必望敕赐。’庄宗即随所欲给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祸，盖令不行而赏赉无节也。”太阻抚手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天下，而不能以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诚为儿戏。我今养士卒，固不吝爵赏，但犯法者，惟有剑耳。”及闻川班殿直之诉，使中使谓之曰：“朕之所与，便为恩泽，又焉有例？”故尽诛之。

　　世宗、太祖之驭军赏罚如此，故世宗取淮南、关南之地，太祖平五强国，如拾地芥。由是观之，军无骄否，惟所驭之术何如。

　　雅乐

　　周世宗患雅乐陵替，得王朴、窦俨考正之。宋兴，俨定文舞为文德之舞，武舞为武功之舞，大朝会用之。又定十二曲名，以为祭祀、会朝出入之节焉。朴、俨所考正，有未备者，和岘继成之。然裁减旧乐，乃太祖之圣意。章圣用随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乐备焉。

　　佛教

　　建隆初，诏佛寺已废于显德中，不得复兴。开宝中，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岁度一人，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万数。天子惊骇，遂下诏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惰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天子，动则左史书之，《春秋》是也；言则右史书之，《尚书》是也。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晋归之著作，其后亦命近臣典其事。后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会，则在御座前记君臣酬答之语，又别置起居注二人。北齐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内史。唐起居之官隶于门下。显庆中，即与舍人分隶两省，每天子御殿，则左右夹香案，分立殿下螭头之侧，和墨濡翰，皆就螭头之坳处，有命则临陛俯听，对而书之。典礼文物、册命启奏、群臣薨免惩劝之事，悉载于起居注。季冬终，则送于史官。长寿中，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使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由而书。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命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季终付于史官，即今之时政记也。元和十二年，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缀录。大和九年，诏郎舍人准故事入阁，日赍纸笔，立于螭头，以记言动，故文宗实录为备焉。至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枢密直学士修日历。世宗用陶谷之言，修明宗之制。开宝中，扈蒙为修撰，以谓内庭日历，枢密院抄录送史官所记者，不过对见辞谢而已。盖宰相虞漏泄，而史官限疏远，故莫得而具也。请言动可书者，委宰相、参政，月录以送史官，使修日历，遂以参知政事卢多逊专其事。

　　兴国中，诏书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参知政事李昉专其任，而枢密院亦令副使一人专知纂述。昉请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时政记之奏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间，从张佖之请，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谔掌舍人事焉。周翰、宗谔言：崇德殿、长春殿宣谕论列之事，时政记记之。枢密院事关机密，本院记之。余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请悉使条送，以备论撰。月终皆送史官。从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谔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颁量衡于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信取平，守藏吏缘为奸，天下岁输者，至于破产以万数，守者更代，动必数岁计争。于是天子诏有司，使为新法。刘承圭、刘蒙言：权衡之法起于黍，十黍为絫，十絫为铢，四十铢为两。度之法起于忽，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为一絫四黍。以开元通宝钱肉好周均者校之，十分为钱，十钱为两，自分厘毫丝忽，转转十倍增之，凡一钱为十万忽，因取毫发计之，皆有准。自一钱至半钱为衡以较之，得钱二千四百，轻重等者为十五斤，可施用，并以丝忽毫厘铢累之准。奏御，诏三司较之，以御书淳化三体钱二千四百，磨令与开元通宝钱轻重等，定其法为新式，颁之天下，权衡之法得焉。

　　户口版图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百六，户二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兴国初，有上言事以闰为限，三岁一令天下贡地图与版籍，上尚书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阴易，户口之众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县户口之版籍焉。

　　任将

　　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每朝必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尝令为郭进治第，悉用<同瓦>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趣作无复言。此可谓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诲于仇雠，取姚内斌于俘虏，皆用之不惑。郭进在西山，尝有军校讼其不法。上曰：“进驭下严，是必罪人惧进法，欲诬进以自免也。”使中人执以赐进，令诘而杀之。此可谓厚之以诚矣。西北边军市之租，多赐诸将，不问出入，往往赏赉又辄以千万。李汉超守关南，属州钱七八万贯，悉以给与，又加赐赉。汉超犹私贩榷场，规免商算。有以事闻者，上即诏汉超私物所在，悉免关征。故边将皆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闲足以得敌情，以居则安，以动则胜，此可谓富之以财矣。李汉超、郭进皆终于观察使，所居不过巡检使之名，终不以大将处之，然皆得以便宜从事。郭进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等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进所至，兵未尝小衄，此可谓小其名而崇其势矣。王彦升之好勇，冯继业之自伐，然用彦升守原州，继业守灵州，皆边境以安，此可谓略其小而求其大矣。

　　何继筠屯棣州二十余年，董遵诲屯通远军四十年，其余皆不减十余年，边境赖之，此可谓久其官而责其成矣。

　　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养之以关市之租，则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挠其权，则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略其过则材能进，久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将之术，不易于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防北虏。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守灵武，以备西戎。如姚内斌、董遵诲之徒，所领不过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戎狄。当此之时，建隆元年六月，诛李重进，收潞州。十一月，诛李筠，收扬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内则吴越闽海岁奉贡职，外则交州丁琏、高丽王伷请吏向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数至于阙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忧，盖太祖用将之术如此，故养士少而蓄力多，操术简而收功博也。

　　水灾

　　周世宗尝使窦俨论水沴所兴。俨以谓阴阳者水火之本，阴之主始于渊献，水之行纪于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岁，为浩浩之会。当此之时，虽有周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者，数也。若至于后辟狂妄以自率，权臣冒昧以下专，政不明，贤不章，则苦雨数至，潦水厚积。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汉以来言灾异者亦然，然则诚古今之通论。

　　宋兴，常雨之沴，间辄有之，然未尝有百川沸腾、黎民昏垫之患也。而太祖开宝之间，常以霖雨之忧，出后宫以销幽闭之感。太宗淳化之岁，尝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明门外皆浮罂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人多压死，物价踊贵，秋敛用微，于是流移者众，而陈颍宋亳之间，盗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给复之恩，赐糜淖之饷，以救其变。此祖宗所以惧天灾、图政务之遗事也。

　　汴水

　　昔禹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出之淮泗，至浚仪西北，复分二渠。其后或曰鸿沟，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荥阳五池口来注鸿沟者是也。或曰浚仪渠，汉明帝时，循河流故渎作渠，渠成，流注浚仪者是也。或曰石门渠，灵帝时，于敖城西北累石为门，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门渠东合济水，与河渠东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东至荥阳之北，而旃然之水，东流入汴。荥阳之西有广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济水至此乃绝。桓温将通之而不果者，晋太和之中也。刘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溃塞，裕更疏凿以漕运者，义熙之间也。皇甫谊发河南丁夫百万开之，起荥泽入淮，千有余里，更名之曰通济渠者，隋大业之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溯鸿沟，转相输，纳于河阴、含嘉、太原等仓，凡三年，运米七百万石者，唐开元之际也，后世因其利焉。太宗尝命张洎论著其兴凿漕运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间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狱。太宗即位，尤重用典刑，哀矜之诏，岁辄有之。刑部设详覆之员，诸路命纠察之使。至于淳化，又置审刑院于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具狱，先上二司，然后关报审刑，事从中覆，然后下丞相府，又以闻，始命论。盖其重慎之备如此焉。

　　管榷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与之休息，故诏书屡下，弛盐禁于河北，实盐价于海濒。有司尝欲重新茶之估以出于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议。既平五强国，收天下之地，未尝不去其烦苛，与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于水火之中。当是之时，靡敝少而用约也。自时以来，兵籍既众，他费稍稍亦滋，锢利之法始急。于是言矾课则刘熙古，深茶禁则樊若水，峻酒榷则程能，变盐令则杨允恭，各骋其意，从而助之者浸广。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犹不能以为足也。

　　历

　　察天时以授民事，则历象不可不谨也，唐虞以来尚矣。唐高祖有戊寅之历，高宗有麟德之历，中宗有景龙之历，明皇有大衍之历，肃宗有至德之历，代宗有五纪之历，德宗有正元之历，宪宗有观象之历，穆宗有宣明之历，昭湣有崇元之历。自时以后，至于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晋高祖始用赵仁锜，有调元之历。周世宗用王朴，有钦天之历。当朴之成历也，王处讷谓之曰：“此历可且行，久则差矣。”既而果然。宋兴，命处讷正之，于是有应天之历，久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诏论定，于是有乾元之历。至道、淳化之间，王睿、郑昭晏之徒屡校其疏密，而日官韩显符始定浑仪之器，杨文溢增用甲子之数，皆施行焉。

　　钱币

　　兴国初，绌江南铁钱，铸农器以给流民。而于江东之地，始铸铜钱，民便之，自樊若水始。其后以铅锡杂铸，虽岁增数倍，而钱始粗恶，自张齐贤始。淳化之间，赵安易请铸大钱行于蜀，自大臣皆以为不可，而安易之辨不可屈，既铸非便，天子卒断而罢之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黄门院为内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继恩、杜彦钧处之。继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为宣徽使，天子以为宦官不可令预政事，切责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继恩。其后张洎居翰林，请以蓝敏正为学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乱政。朕方复古道，安得踵此覆辙邪？”洎惭而退。盖祖宗之明理乱、慎威福之渐如此焉。

　　学校

　　宋兴，承五代之乱。建隆初，尝命崔颂教国子，始聚生徒讲学。天子使使者临赐酒果，以宠厉学者。淳化中，上始视学，命孙奭讲《说命》之篇，天子嗟异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乱，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敕群臣用通丧之制。至道之间，近臣有不能养者，上为赐钱，使迎其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仕于中州，其父家居不能自存者，天子惊叹。于是诏书遂下，称人子之义，以风晓切责，而使执法举不能养者，定着于令焉。

　　铨起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资之格。

　　&16653;祭

　　博士和岘言：&16653;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16653;祭之名。&16653;，腊之别名也。汉乘火德，以戌日为腊。腊，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猎取禽以报百神，享宗庙，旁及五祀，以致孝尽虔。晋魏同之。唐以土王，贞观之际，尚用前寅&16653;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腊宗庙。至开元始定礼制，三祭皆于腊辰，以应土德，议者是之。宋兴，推应火行，以戌日为腊，而独以前七日辛卯&16653;，不应于礼，请如开元故事，&16653;百神，祀社稷，享宗庙，同用戌腊，如礼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聂崇义之言，以赤帝为感生，每岁正月祠，用坛。其后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从祀，与感生帝祭同日。既渎，且从祀礼杀，失所以致崇极意。自此，感生帝始别祭，不从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开宝元年，幸河南，定圜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将行，躬告于太庙。既行，不载主焉。

　　祠太一

　　兴国中，兆太一于城南，用学士张齐贤、春官正楚芝兰领祠事。齐贤等以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贵神，祠宜半祀天之礼，又小损之。天子使加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汉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庙，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继大统，礼官以为王业所兴自太祖始，故兴国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蒙建白，以谓严父莫大于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后封禅之礼辍，而雍熙之郊，遂用蒙议，学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于圜丘，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谷，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飨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祗，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礼，皆礼仪使苏易简所定焉。

　　赋税

　　周世宗尝患赋税之不均，诏长吏重定。颍州刺史王祚躬行部县，均其轻重，补流民逋赋以万数，增其旧籍，百姓诣阙称颂焉。

　　三司

　　盐铁户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余人。乾德定考课之法，兴国增判官之员，淳化之间，或专置一使，或离为二司，已又复之为三，而副贰官属之损益视焉。天子尝召见其吏李浦等，问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余事，多见听纳。于是三司使陈恕等，皆以不胜任见让，而浦遂试用显于世焉。

　　俸禄

　　太祖哀怜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烦扰，欲高吏之行以便民，于是定俸户之制，修益俸之令。太祖犹以为烦民也，于是出库财以赋吏禄。诏书屡出，欲吏之有余而无内顾之忧，然后于义德备焉。盖其任人之知所先后如此。

　　南蛮

　　南蛮于四夷，为类最微，然动辄一方受其患。至覆军杀将，与夫转饷烦敝之久也，则他盗亦缘而有，大中、咸通之间，安南之变是也。故为政者不得不戒焉。

　　宋兴，尝设广捷之兵，习摽牌之器，其后又益澄海之师，皆以备蛮之为疆埸也。盖及其辄动，而我之所以威附之术，可得而谈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兴国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间，曹克明之收抚水是也；有计能屈之，纳以恩信，章圣之世，谢德权之靖宜州是也。

　　盖兵不足以克，则赦不能以来；计不足以屈，则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谋者之所易睹也。今溪洞往往为东南之忧，而议者不谋威略，一欲怀之以利，是见其一，未见其二也。

　　契丹

　　契丹既胜晋，历汉、周，为中国之患。宋兴，太祖明经纶之体，专择用将帅，以折冲一方之难。自山西关南，所属任皆天下之材，委付专而听断明，豪杰之士，得尽其智力以赴功，故养士少而形势强。当此之时，疆境泰然，无北顾之忧。间有窥塞之谋，虏骑六万，太祖命田钦祚以三千人破之，当世以为谚。虏既屈服，于是叩关请吏，修书币之使。天子见群臣谦让，不自以为德也。其后向之宿将稍死，而天子伐晋，晋虏连兵，既破虏而平晋，遂用事于燕，不克而还。自此，虏复为中国之患。雍熙中，曹彬以十万之众，不能举燕而退，有祁沟之败。既而杨业败于陈家谷，刘廷让于君子馆又败。士多失亡，乘塞疮痍之兵，至不满万。赵魏大震，虏遂深入，陷郡县，杀官吏，执士民，将吏依壁自固，虏辄掠野，收子女之俘，掊金帛之积而去，自邺而北，千里萧然。天子下哀痛之诏，而边吏屡请益兵，始科河内之民以戍边。不足，则又科河南之民。犹不足，则取役兵为振武之军以自助，然犹不能以为足也。

　　咸平之间，命傅潜为大将。虏既入塞，塞上皆飞檄请救。潜按兵不出，将卒人人欲战，不许。天子屡使人督战，又为益发兵使进，而潜终不敢出。虏乘其隙也，连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骚然，天子为戎衣济河，而虏之谋臣射死，兵遂解去。杨延钊以为乘其敝痛杀，幽冀可收，天子抑其言，而讲和之策遂定焉。自此边境去矢石之忧，天下无事，百姓和乐，至今余四十年，先帝之功德博矣。

　　折中仓

　　折中之法，听商人入粟，而趋江淮受茶盐之给，公私便之。或以为敝滥，既废，而岁失百万之入。端拱初复置，以岁旱而止。淳化中遂复之。

　　榷易

　　宋兴，既收南越之地，而交阯奉贡职，海外之国亦通关市，犀象珠玑百货之产，皆入于中国。府库既充，有司遂言宜出于民，始置榷易之场，岁收其直数十万贯，自此有加焉。

　　左藏

　　兴国初，左藏之财既充斥，始分为三，钱与金帛皆别藏，典守者亦各异焉。

　　贼盗

　　宋兴，既敛兵于内，盗贼辄发，而州郡无武备，急则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为适然。故盗起辄转劫数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异焉。及览近世之迹，若宋当守益州，张雍守梓州，秦传序守开州，何邴守象州，皆以区区一城抗贼之锋，不为不义屈，于是知天子待吏尽恕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漕运

　　宋兴，承周制，置集津之运，转关中之粟，以给大梁。故用侯赟典其任，而三十年间，县官之用无不足，及收东南之地。兴国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万石至汴。至道间，杨允恭漕六百万石，自此岁增广焉。

　　文馆

　　三馆之设，盛于开元之世，而衰于唐室之坏。五代高武力，虽存西馆之署，而法度卑矣。宋兴，太祖急于经营，收天下之地，其于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备也。太宗始度升龙之右，设署于禁中，收旧府图籍与吴蜀之书，分六库以藏之。又重亡书之购，而闾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图书始复聚，而缙绅之学彬彬矣。悉择当世聪明魁垒之材，处之其中，食于太官，谓之学士。其义非独使之寻文字、窥笔墨也，盖将以观天下之材，而备大臣之选。此天子所以发德音、留圣意也。

　　屯田

　　自汉昭始田张掖，赵充国耕金城。曹操以区区之魏，力农许下。晋用邓艾田寿春，羊祜田襄阳，杜预田荆州，荀羡田东阳。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内益蓄积，外有守御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邻国，或定南面之业焉。

　　宋兴，当雍熙之间，强胡屡为边害，天子念守兵岁广，而赵魏失宁，废耕桑之务，于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后开易水，疏鸡距，修鲍河之利，边屯以次立矣。然中国一统，内缉百万之师，议者以为岂晏然不知兵农兼务哉？天子乃遣议臣东出宿亳，至寿春，西出许颍，转陈蔡之间，至襄邓，得田可治者二十二万顷，欲修耕屯之业，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向之，而任事者破坏其计，故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溉邺田，郑国凿泾水，李冰以区区之蜀，修二江之利。汉兴，文翁穿煎溲，郑当时引渭，庄熊引洛，宽奏凿六辅渠，而白公注泾渭，邵信臣广钳卢之浸。自是后，王景理芍陂，马臻筑鉴湖。至晋，杜预疏荆兖之水，张闿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渒，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筑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长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费。故三代沟浍之法替，而赴时务功，此不可不重也。圣宋当雍熙之间，〈以下并同《屯田》篇，但改“欲修耕屯之业”作“水之浸灌者，旧迹皆可理”。〉

　　黄河〈一作旅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东折，然后北注于海。当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酾为二，至大陆又播为九，然后为逆河，以与海属，非屡散裂而顺导之，莫能为功。盖其难如此，故历三代千有余年，无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尝变也。

　　至周定王之时，禹迹遂改，故河之为败自此始。自是之后，言治河者尤众，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许商、解光之说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齐人延年之说是也。有以为天事可勿理者，田鼢、谷永之说是也。有以为宜空水冲以纵其决，穿漕渠以通其势者，关并、贾让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张戎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徙之宽平者，王横之说是也。有以为宜计为堤防，又以为堤防非古义者，王延世、平当之说是也。凡此数者，各乖异。总之，堤防之起自战国，西汉以来，筑作者辄复败，故务壅塞居水者，最暗于用，而复二渠，则水之害去，绝屯氏之河，则害作，故言河宜散裂，仿于禹迹是当。

　　盛宋之隆，河数为败。兴国之间，房村之决为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属者虽有商胡之忧，非曩时比也，然天子大臣讲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为堤防壅塞暗于用，仿禹之迹为可，然水之为迹，难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详，固难以臆见决策举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与之虑定，然后施功，则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绩矣。

　　边防

　　周世宗之时，筑李晏口，立县十二，又筑束鹿，增鼓城，葺祁州。遂自浮阳至乾宁之塞，补坏防，开游口三十有六，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韩通。宋兴，葺镇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而筑保州威虏静戎平塞长城寨，自刘遇。太宗既平晋，隳旧州，迁之榆次，又迁三交，夺故军之险而守之，得胡人咽喉之地，自潘美。

　　平籴

　　使岁穰谷不贱出，岁凶民不病食，故平籴之令自此始。李悝修之，魏以富强。汉兴，耿寿昌开常平之法，以至晋齐不能废。后魏定和籴之制，北齐筑富人之仓，隋人置监，唐人置东西市之籴，虽号名殊，其为法一也。当盛宋建隆之间，始因河内之稔，修边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籴复大备。

　　义仓

　　使岁穰输其余，岁凶受而食之，故义仓之法自此始。长孙平修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复定著令。高宗又开杂用之禁。神龙之后，纲理疏阔，而义仓遂废殆尽。至开元，自王公以下，至于商人，皆有入，故义仓之实至六千万以上。自是后而衰。宋兴，乾德之初，天子哀岁不登，而仓吏不以时出与民，于是著发粟之制，使不待诏令。其后，又病吏之烦扰，而民罹输转之困，又罢之。至今上而旧制复行。

　　茶

　　唐贞元初，赵赞兴茶税，而张滂继之，什取其一，以助军费。长庆初，王播又增其数。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条之利。宋兴，茶盐之法屡有变易，而茶法几至大坏。景德中，尝乘边备之急，而仓卒变法，高塞下入粟之虚直，易江淮茗荈之寔，其厚利悉归于商人矣。是时，议臣请以见缗入中。而天圣初，又设三说之法。入见缗金帛，则官虽为便，而商者不通。用三说，则官有七倍之损，而香象之货，居积停滞，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康定之间，又增以盐利，为四说。虽公家亏于半，而贾贩者复壅。至皇祐中，又用见缗之法，虽壅滞稍去，然调视小失，固未免于乖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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