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62)_吴晗

六二

　　震孟《孝思无穷疏》，《春明梦余录》曾引全文。疏云：

　　臣猥以菲材，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皇帝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皇帝实录》副本校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悖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梃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谟等、史官庄际昌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爌等所总裁者也。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等谓实录非实，请旨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进，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要典》未毁，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等不行奏明，含糊从事，后来诸臣亦无复发金匮之秘，洗石渠之秽者，《要典》虽焚，邪说未殄，先帝二十年青宫之忧患，与夫一月天子，万年圣人等事，俱隐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臣念皇上追念先帝，册封敬妃、慎嫔以寄永思，皇衷纯孝，孺慕弥殷，薄海臣民，咸为感动，乃先帝记载尚未清明，使今日编修将何所据，流传后世，又安取衷，国是所关，良非细故。若谓已入史宬，不可复出，则逆珰之矫旨，且能行于当年，圣明之独断，岂不易于反手，视为缓图，置不上闻，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谨摘其甚者，上渎睿览。一云：“当命哲之日，诏浩恩赍，俨然负震器之重，储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云云。”臣谨按先帝册立一事，自万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国本，有贬谪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国，九死不移，诸臣亦何利于己而为之，纵皇心有主，未忍言夹日之功，而精忠自盟，岂可没回天之力。乃谓浮议外滋，无端蔓引，一语抹杀，谓皆好事者之过，此以《三朝要典》所称奸党构衅，希图定策，与三案诸奸一脉相贯者，同一邪说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张差持梃入东宫殿檐下，击伤门者，中官共执之，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回奏张差话不情实，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谋危东宫之说，词连二珰，科臣何士晋、行人陆天受、主事张廷等附和其说，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击一案也，即据刘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疯癲”二字草草结局，不容王之寀奏张差口词，指为捏谋何也？且张差有口，举朝岂应默然，而一有言者，辄曰附和，曰激聒，则必使东宫无一护卫之人而后快乎！正与《要典》同一邪说，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给事中惠世扬疏论刘廷元，遂谓初张差狂闯蓟道，阑入宫门，廷元巡视皇城，按状风魔，皇祖是其奏，谳决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构畔，徒党因以为利，借他事诬蔑廷元，未几果显攻疯癲之案，一时邪说世扬实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发张差之逆，至于察处，至于削夺，后逮死诏狱，莫敢议恤，即惠世扬身被五毒，体无完肤，所以不即死者，逆珰欲借为戎首，遍杀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圣明御宇，仅免一死，尚稽启事，乃云徒党因以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疯癫之案，忠臣义士所共明目张胆而攻者，何俟世扬为倡始显攻之？《要典》邪说宜改者三。一云：“张差闯入东宫，言者纷纷，御史刘光复言致辟行刑，一狱吏任，似不必言官诧为奇货，居为元功，以此二语为异议者刺骨”云云。臣按刘光复之得罪也，实以奏对越次，然据其语，但言皇上极慈爱、太子极仁孝两言，亦未见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货元功之语，不可谓非抹杀忠义矣。大抵闯宫一事，梃及殿檐，近侍俱踣，亦天下奇变也。必欲视为平常，不当根究，以为仅一狱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说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渐，召李可灼，并趣和药，悉出圣意，一时臣工所共闻共见。其后有造为许世子不尝药之论，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亡何正论大明，邪说渐灭。且云李可灼往来思善门，中使以闻，其敷奏姓名，莫可得而问”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红丸一案也，昔唐宪宗殁，杖杀方士柳泌，泌盖为宪宗制长生药者，彼岂不愿其主之长生，而饵药不效，则杀之而不为过，后世亦不以为冤。今可灼进药而先帝宾天，纵谓之误，庸医杀人，律有明罪，况误伤天子乎！此即肆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与顾命大臣同赐金帛，比屡经论劾，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后世！且宫闱之中传奏姓名，岂遂不可穷诘，稍欲穷诘，即曰群小，曰污蔑，曰晦瞑，此皆《要典》邪说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条，仅摘其尤悖谬者，伏乞圣裁，即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几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钺可凭，而于皇上之达孝亦有光矣。

　　震孟议被沮，谕德许士柔又上《帝王世系二疏》，力言二修录之宜改，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八《石门许公墓志铭》：

　　甲戌（崇祯七年，1634）官宫谕，上《帝王世系二疏》。先是群奸嗾逆贤定三案，刊布《要典》，改修光庙实彔，铲削其与《要典》牴牾者。会稽（倪元璐）请焚《要典》，天下韪之。久之改录如故，《要典》犹勿焚也。于是茂苑（文震孟）及公相继论改录之谬，茂苑请刊定改录所笔者，而公则摘抉改录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备员纂修，恭阅皇考实录总记，于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凡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而详慎如此，改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而草略如彼。此大经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谓累朝旧例，不必滋烦。乌程（温体仁）复令中书官捧穆庙总记以诋公，公具揭争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多历年所，登极后事皆用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一月，登选三后，诞育圣嗣，皆在未登极之先，不书之总记而谁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母后之姓氏封号，皇子之出震承乾，宝册金书，辉映天地，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代，载册熹庙仪注，而皇上之册立阙焉可乎？”乌程怒，攘臂揭参，同官柅之而止。公复抗疏言：“累朝实录无以不书世系为成例者，臣所以擿抉改录，政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显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圣，国本几危于震虩，天心幸托诸坤宁，当日调护之苦心，真千古孝慈之极则，宗庙赖燕翼之庆，诞发于本支，而史臣抑顾复之劳，抹杀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终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报闻。

　　《春明梦余录》引《西垣笔记》引叶向高原录四事，一国本，二妖书，三梃击，四红丸。文长不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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