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44)_吴晗

四四

　　要隆庆初修《世宗实录》时，政府惜费，停差进士职官采访，即行提学官负责纂修。浙江提学委杭学廪生田艺蘅协同整理，艺蘅曾记当时文移条例于其所著《留青日札》中，录之以见原委：

　　纂修实录事宜：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佥事林大椿为纂修实录事，案准本司关准，浙江布政使司照会，呈准礼部照会前事，该本部题，祠祭清吏司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该，本部奏节该，钦奏敕谕：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一应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钦此云云。为照先朝纂修实录，例差办事进士往各处采取事迹。近因进士俱已选授，是以拟差职官，今职官又无应差人员役，当另行议处。臣查得各处提学官，职专文学之司，兼有地方之职，委之采取，事尤易集。合无本部将合行取勘事件，一面移咨都察院转行南、北直隶提学御史，一面照会十三布政司，转行按察司各提学官，将所属地方各项事迹，查照开去款目，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别事类，务要考核精明，收录公当，编类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径自差官具奏，册送史馆，以备采择。如有稽迟及草率者，听本部查出参究，庶几责任有归，事体简便，而纂修不致有误云，隆庆元年（1567）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县境内之人，曾授内外文武官职，有功迹显著及丘园之士、曾遇优奖者，今虽亡殁，应有行状、神道碑、墓志、圹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类，抄录类进，以凭去取。不许将庸常之人，徇情虚饰妄报。

　　一、凡境内孝子顺孙，忠臣烈士，义夫节妇，曾经旌表及奉旨褒谕者，详悉开报。

　　一、各处递年行过事件，有干系纂修，可为劝惩者，今开去条件，虽不尽载，皆须逐一点检见报。

　　提学道札付本学廪生田艺蘅，学有家传，文长纪事。其谕本学合令前来协同整理，庶几有裨于大典，当无负厥初心也。右札付杭州府儒学。

　　艺蘅对当时所颁采辑条例，甚为不满，《留青日札》云：

　　因考（弘治十十二月所颁实录条例）一：文武官员不问职之大小云云，谨案今无大小二字，以致卑职下僚，虽有功绩，不得入录，深可惜也。况文非进士，武非开府，皆不得与，与《史》、《汉》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经奖谕。按今奉旨奖谕者，能几何哉！抱道丘园，遗名竹素者多矣。

　　一、旧无圹志，盖有墓志，不须重出也。大率子孙不才，遗失志传，伪作诡名，假托显贵，甚可嗤鄙。又或摭入些微功绩，附会影响，以求合式，尤欺罔也。而纂者或节其繁文，且因无铭字之语，乃弃而不录，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于铭中见之。

　　一、章奏有伤见在权贵者，亦不敢录。子孙贫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录。所著文集皆不进呈，亦不足以备史官采录，当详之。

　　何良俊亦病其率略，《四友斋丛说》云：

　　隆庆初政，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率略，恐后日不能无遗憾也。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讲求典礼，故四十五年之中，大建置，大兴革，何所不有。况昔年海上如秦墦、王艮作耗，近年倭奴犯境，用兵两次，其有功与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钱粮、临阵败北者，何可枚举。倘一时军门奏报不实或史局传闻失真，专赖纂修官博采舆论，奏闻改正，庶为实录。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县，其分建之由，必有所为，初建议者何人？后废格不行者又何人？当建与否？博访民间舆论，一一修入，庶朝廷有所考据持循，何至建而废，废而复建，议论纷纭，漫无画一哉！是皆纂修率略之故也。如杨循吉《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旧是刻本，后毁于回录，版不存矣。予闻世宗宾天，即多方购之，后得一本，甚喜，以为倘修实录，其凡例据此为式可也。后闻不差纂修官，亦不聘问郡中文学掌故，但发提学御史，御史行郡县，郡县行学，学官令做礼生秀才扭捻进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与夫郡县官师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写作甚么模样也。

　　孙承泽则以为此举使史无所取材，《梦余录》卷一三：

　　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

　　至天启时修《神宗实录》，始再命董其昌往南方采访，又辑《神庙留中奏疏》，收获最大。《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天启二年（1622）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修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宜付史馆。

　　崇祯初钱龙锡在内阁，以为遣使采访，徒滋烦扰，奏停之，而明亦寻亡矣。《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采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从之。

　　龙锡所谓邸报，在明代史料中最为重要。凡发抄各红本塘报，官吏之进退，以及刑赏大政，均见于邸报，崇祯以前仅有写本，至崇祯十一年（1638）始有活版印本。盖当时无报纸，无论外官远人，即都中人亦仅恃邸报以知国家政事之措施，边防之缓急也。顾亭林最为推重，《亭林文集》卷四《与次耕书》：

　　自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至戊辰（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邸报皆曾寓目，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殊不相同。今之修史，大段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删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之论定，斯得之矣。割补《两朝从信录》，不过邸报之二三耳。

　　又《与公肃甥书》云：

　　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

　　实录取材于在内各部、院、司、寺之史书，在外各纂修官之采辑，益以留中之奏疏，抄传之邸报。至于对武臣边将之敕谕则用白话，修入实录时却改为文言，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云：

　　永乐二年，一日进呈敕边将稿，上曰：“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

　　今所传张《云南机务钞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所录之国初对武臣诏谕，均质朴一如口语，犹可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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