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42)_吴晗

四二

　　洪武中且曾修《日历》一〇〇卷，《明太祖实录》记：

　　洪武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等言于太祖曰：“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记载而未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于后世。”太祖从之。因命太子赞善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埙、朱廉、徐一夔、孙祚、徐尊生等为纂修官，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孟旸等誊写。至七年五月丙寅书成，总裁官宋濂为表以进。命藏于金匮，留其副于秘书监。

　　据《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同与濂同为总裁官，书起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按实录所言在未修日历前，洪武六年以前之事迹已有记载，此记载自必为起居注所记，日历即据此而修，盖明初史职犹循宋制也。起居注之废虽不能的为何年，据《明史·职官志》翰林史官之设在洪武十四年，则疑起居注之废或即在是年（《梦余录》记王直兼修注，《明史·王直传》不载）。自后即不再设此官，直至万历元年（1573）张位始请复设修注官，《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彰，徒使野史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

　　时张居正当国，力主其议，具疏请以日讲官兼记注，史官侍直注，《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议处史职疏》：

　　一、议分管责成：看得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的，又每从阁臣之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阁臣皆得告语之。合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于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管一曹，俱常川在馆供事，不许别求差遣及托敌告假等项，致妨职务。

　　一、议史臣侍直注：按礼仪定式，凡遇常朝，纪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近上便于观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见臣下仪，以修撰、编修充侍班官，即古随使入直纪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御会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专一记注言动；凡郊祀、耕藉、幸学、大阅诸典礼，亦令侍班随从纪录。至于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者，恐有机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纪圣谕及奏对始末，封送史馆诠次。其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议纂辑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今除内阁题稿并所藏圣谕、诏敕等项，该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外，其各衙门章奏，该科奉有旨意发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至于钦天监天文祥异，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开报，其抄本不必如题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纸，密行楷书，不论本数多寡，并作一封送入。

　　一、议纪录体例：照得今次纪录，只以备异日考求，俟后人之删述，所贵详核，不尚文词，宜定著体式。凡有宣谕直书天语，圣谕、诏敕等项备录本文。若诸司奏报一应事体，除琐屑无用、文义难通者，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不妨尽载原本，语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颠末日月先后，务使明白，无致混淆。其间事迹可垂劝戒者，但据事直书，美恶自见，不得别以己意及轻信传闻，妄为褒贬。

　　一、议收藏处所：照得国史古称为金匮石室之书，盖欲收藏谨严，流传永久。今宜稍仿此意，月置一小柜，岁置一大柜，俱安放东阁左右房内。每月史官编完草稿，装为七册，一册为起居，六册为六曹事迹，仍于册面各记年月、史官姓名，送内阁验讫，即投入小柜，用文渊阁印封锁。岁终内阁会同各史官间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柜，用印封锁如前，永不开视。

　　万历三年二月二十日奉圣旨：“都依拟行，礼部知道。”江陵综核为治，令出法行，起居之官自此得修其职。《梦余录》卷一三记一事可见新制行后之情形：

　　一日神宗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于主德如此。

　　然至神宗中年以后，深居倦勤，不与臣下接，记注侍直又成冗职，天启元年三月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云：

　　今当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笔于执事之人，圣明之举动，半销灭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鼎之传失实，凡如此类，阙略为多。（《周忠毅公奏议》卷一）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亦云：

　　起居注，万历间命翰林院兼摄之，已复罢。

　　则起居注虽暂设于明初，复置于万历，然为时均甚暂。明一代史官仅翰林院之修撰、编修、检讨十数人而已。

　　太祖时曾修日历，已见上记。万历中且曾修国史，惜未成而辍。《明史》卷二一七《陈于陛传》：

　　于陛少从父以勤习国家故实，为史官益究经世学。以前代皆修国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纪、表、志、传谓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漫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唯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二十二年（1594）三月遂命词臣分曹类纂，以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而阁臣总裁之。其年夏，首辅王锡爵谢政，遂命于陛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二十四年病卒于位，史亦竟罢。

　　于陛所规画务于详备，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

　　陈文端（于陛）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务于详备，一志多至四、五十万余言。未几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拟修列传，会三殿灾奏停，盖六月十九日也。时余入史馆方三日，又十日病发，凡三月仅得不死，而馆中无复有谈及者。

　　谈迁《枣林杂俎·艺篑》门记修史事：

　　南充陈文端相国修正史，列圣本纪，皇后本纪，建文景泰以实录附载，专纪有待。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藩、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赋役、货币、漕运、河渠、盐法、军政、兵制、马政、刑法、郡国、九边凡二十二志。杨、徐、滁阳三王传，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宪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诸臣，建文诸臣，永乐之功臣诸臣，洪、宣诸臣，正统、天顺诸臣，景泰诸臣，成化诸臣，弘治诸臣，正德诸臣，嘉靖诸臣，隆庆诸臣，又理学、文苑、循吏、高逸、孝节、乱逆、权幸、方伎、四夷列传，类四十六。志初毕，丁酉拟列传，六月三殿灾辍业。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贯殊不以为意，非其始议也。

　　当时拟征王穉登等参史事，未上而史局罢，《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传》：

　　万历中诏修国史，大学士赵志皋辈荐穉登及其同邑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黄一鸣，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

　　仅焦竑成《国史经籍志》一种，《明史》卷二八八《焦竑传》：

　　万历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欲竑专领其事，竑逊谢，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馆亦竟罢。

　　至设馆所集之史料，则以三殿一炬，化为劫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万历年间，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遇天灾，化为煨烬，史事益属茫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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