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33)_吴晗

三三

　　七　军饷与国家财政

　　明初卫军粮饷，基本上由屯田所入支给。明太祖在初起兵时，即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

　　戊戌（1358）十一月辛丑，立管领民兵万户府。令所定郡县民武勇者，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令还为民。（《太祖实录》卷六。）

　　又令诸将屯田各处。建国后宋讷又疏劝采用汉赵充国屯田备边的办法，以御蒙古。他说：

　　今海内乂安，蛮夷奉贡。惟沙漠未遵声教。若置之不理，则恐岁久丑类为患，边圄就荒。若欲穷追远击，六师往还万里，馈运艰难，士马疲劳。陛下为圣子神孙万世计，不过谨备边之策耳。备边固在乎兵实，兵实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当以法汉（赵充国）。……陛下宜于诸将中选其智勇谋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领卫兵以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一将，布列缘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安边之法也。（《西隐文稿》卷一〇《守边策略》）

　　同时由海道运粮到辽东，又时遭风覆溺。因之决意兴屯，不但边塞，即内地卫所也纷纷开屯耕种。定制边地卫所军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初税亩一斗。建文四年（1402）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至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养兵（数）百万，基本上由屯田收入支给（《明史》卷二五七《王洽传》）。

　　除军屯外，边上又有商屯。洪武时户部尚书郁新创开中法：

　　新以边饷不继，定召商开中法。令商输粟塞下，按引支盐，边储以足。（《明史》卷一五〇《郁新传》）

　　商人以远道输粟，费用过大，就自己募人耕种边上闲田，即以所获给军，换取盐引，到盐场取盐贩卖营利，边储以足。政府经费则户部银专给军旅，不作他用（《明史》卷二二〇《王遴传》）。户部贮银于太仓库，是为国库。内廷则有内承运库，贮银供宫廷费用，收入以由漕粮改折之金花银百万两为大宗。除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尽供御用。边赏首功不属经常预算，亦由内库颁发。国家财政和宫廷费用分开（《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储》）。军饷又概由屯田和开中支给。所以明初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如永乐、宣德时代之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七次下西洋，虽然费用浩繁，国库还能应付。

　　可是军屯和商屯两种制度，不久便日趋废弛，国库也不能维持其独立性，为内廷所侵用。卫军坏而募兵增，政府既须补助卫军饷糈，又加上兵的饷银，国家经费，入不敷出，只好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以出为入，发生加派、增税、捐纳种种弊政，农民于缴纳额定的赋税以外，又加上一层军兵费的新负担。

　　军屯之坏，在宣德初年范济即已上书指出。他说：

　　洪武中令军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为善策。比者调度日繁，兴造日广，虚有屯种之名，田多荒芜。兼养马、采草、伐薪、烧炭，杂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农业焉得不废。（《明史》卷一六四《范济传》）

　　屯军因杂役而废耕，屯的田又日渐为势豪所占[57]。正统以后，边患日亟，所屯田多弃不能耕。再加上官吏的需索，军士的逃亡，屯军愈困，卫所收入愈少[58]。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减轻屯粮，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征余粮六石。弘治时又继续减削，屯粮愈轻，军饷愈绌。《明史》记：

　　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是以边饷恒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

　　〔[57]《明史》卷一五七《柴车传》：“宣德六年，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命车往按得田几二千顷，还之军。”卷一七六《商辂传》：“塞上腴田率为势豪侵据，辂请核还之军。”卷一五五《蒋贵传》：“成化十年，蒋琬上言：大同、宣府诸塞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卷一八六《张泰传》：“弘治五年泰言：甘州膏腴地，悉为中官武臣所据，仍责军税。城北草湖，资戍卒牧马，今亦被占。”卷二六二《孙传庭传》：“崇祯九年……西安四卫旧有屯田二万四千余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

　　〔[58]侯朝宗《壮悔堂文集》卷四《代司徒公屯田奏议》：“（诸阃帅荫职以）肥区归己，而以其瘠硗者移之军士，久则窜易厥籍，而粮弥不均。于是不得不寄甲于势要，而欺隐遂多。欺隐多，于是不得不摊税于佃军，而包赔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鲜乐耕，野多旷土，职此之繇。”〕

　　正统以后，政府便须按年补助边费，称为年例。

　　军屯以势豪侵占，卫军逃亡而破坏，商屯则以改变制度而废弛。《明史·叶淇传》：

　　弘治四年为户部尚书。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至百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明史》卷一八五）

　　盐商从此可以用银买盐，不必再在边境屯田。盐课收入虽然骤增，可是银归运司；利归商人，边军所需是月粮，边地所缺的是米麦，商屯一空，边饷立绌。《明史》卷七七《食货志》说：

　　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后来虽然有若干人提议恢复旧制，但因种种阻碍，都失败了。

　　明代国家财政每年出入之数，在初期岁收田赋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万石外（《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石供边，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明史》卷二一四《马森传》）。到正统时边用不敷，由中央补助岁费，名为年例。正统十二年（1447）给辽东银十万两，宣大银十二万两（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六《议复屯田疏》）。到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钜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收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财用日匮。国库被内廷所提用，军饷又日渐不敷，弘治八年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瞀，至议加南方两税折银（《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正德时诸边年例增至四十三万两（《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军需杂输，十倍前制（《明史》卷一九二《张原传》）。京粮岁入三百五万，而食者乃四百三万（《明史》卷二〇一《周金传》）。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轶，军兵之费较前骤增十倍。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反比国初为少[59]。嘉靖五年银的岁入止百三十万两，岁出至二百四十万（《明史》卷一九四《梁材传》）。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饷无出，只好增加田赋，名为加派，征银一百十五万。这时银的岁入是二百万两，岁出诸边费即六百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60]。接著是东南的倭寇，又于南畿浙闽的田赋加额外提编，江南加至四十万。提编是加派的别名，为倭寇增兵而设，可是倭寇平后这加派就成为正赋（《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广东也以军兴加税，到万历初年才恢复常额（《明史》卷二五五《李戴传》）。诸边年例增至二百八十万两（《明史》卷二〇二《孙应奎传》，同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隆庆初年马森上书说：

　　屯田十亏七、八，盐法十折四、五，民运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益于前，而所费数倍。（《明史》卷二一四《马森传》）

　　〔[59]《明史》卷二〇八《黎贯传》，“嘉靖二年疏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而今损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而今损二百五十万。以岁入则日减，以岁出则日增。”〕

　　〔[60]《明史》卷二〇二《孙应奎传》：“俺答犯京师后，羽书旁午征兵饷。应奎乃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

　　派御史出去搜括地方库藏，得银三百七十万也只能敷衍一年。内廷在这情形下，还下诏取进三十万两，经户部力争，乃命止进十万两（《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万历初年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综核名实，裁节冗费，政治上了轨道，国库渐渐充实，浸浸成小康的局面。张居正死后，神宗惑于货利，一面浪费无度，一面肆力搜括，外则用兵朝鲜，内则农民暴动四起，国家财政又到了破产的地步。

　　万历前期的国家收入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余万两。岁出中九边年例一项即占三百六十一万两[61]，后来又加到三百八十余万两[62]。每年支出本来已经不够，内廷还是一味向国库索银，皇帝成婚，皇子出阁成婚，皇女出嫁，营建宫殿种种费用都强逼由国库负担[63]。又从万历六年起，于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结果是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的储蓄都被括取得干干净净，内廷内库帑藏山积，国库则萧然一空[64]。万历二十年哱拜反于宁夏；又接连用兵播州；朝鲜战役历时至七年。支出军费至一千余万两[65]。大半出于加派和搜括所得明史。《孙玮传》记：

　　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明史》卷二四一）

　　〔[61]《明史》卷二二四《宋纁传》：“万历十四年迁户部尚书。言：边储大计，最重屯田、盐策。近诸边年例银增至三百六十一万，视弘治初八倍。”〕

　　〔[62]《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万历十四年进士……累迁户科都给事中，上筹划边饷议言：诸边岁例，弘正间止四十三万，至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而今则三百八十余万。”〕

　　〔[63]《明史》卷二二〇《王遴传》：“故事户部银专供军国，不给他用。帝大婚，暂取济边银九万两为织造费。至是复欲行之，遴执争。未几诏取金四千两为慈宁宫用，遴又力持。皆不纳。”卷二二七《万象春传》：“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象春力谏，不听。”卷二二〇《赵世卿传》：“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帝犹以为少，……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卷二四〇《朱国祚传》：“万历二十六年诏旨采办珠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今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卷二四一《张问达传》：“帝方营三殿，采木楚中，计费二百二十万有奇。”〕

　　〔[64]《明史》卷二三〇《汪若霖传》：“万历三十六年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积逋至百余万。”〕

　　〔[65]《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万历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按毕自严所记与此不同，《石隐园藏稿》卷六《清査九边军饷疏》：“征哱拜之费用过一百余万，两次征倭之费用过五百九十五万四千余两，征播之费用过一百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所增赋额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户殷足者什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兵起，接连加派到五百二十万两：

　　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单乃援征倭、征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卷二二〇《李汝华传》）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