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兴衰三百年(38)_吴晗

三八

　　朱元璋虽然对一部分地主进行了斗争，对广大农民做了让步；一部分地主力量削弱了，农民生产增加了。但是，这个政权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权，首先为地主阶级服务，即使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措施，其目的也还是为巩固和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权。无论是查田定租，还是编户定役，执行丈量的是地主，负责征收粮米的还是地主，当里长甲首的依然是地主，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统治：地主首先要照顾的是自己家族和亲友的利益，决不会照顾到小自耕农和佃农。由于凭借职权的方便，剥削舞弊都可以通过国家政权来进行，披上合法的外衣，农民的痛苦越发无可申诉；而且，愈是大地主，愈有机会让子弟受到教育，通过科举和税户人才等成为官僚绅士，官僚绅士享有合法的免役权。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诉中书省官员：“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十二年（1379）又下令：“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157]连乡绅也享有免役权了。在学的学生，除本身免役外，户内还优免二丁差役。[158]这样，现任官、乡绅、生员都豁免差役，有办法逃避租税，完粮当差的义务，便完全落在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了。自耕农和贫农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而且要出官僚绅士地主的一份，亦何尝不由农民实际负担，官僚地主不交的那一份，他们也得一并承当下来。官僚绅士越多的地方，人民的负担就越重。

　　【[157]《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一二六。】
　　【[158]张居正：《太岳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人民的负担用朱元璋的话叫作“分”，即应尽的义务。洪武十五年（1382）他叫户部出榜晓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不然呢？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应该像“中原之民……唯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159]。

　　【[159]《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

　　朱元璋要求人民尽应役输税的义务，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严惩贪污，手令面谕，告诫谆谆，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但是官吏并不肯照他的话办事，地主做官只是管百姓，并不想替百姓办事，结果许多制度命令都成为空文，官僚政治的恶果当时便有人明确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

　　官吏办的是公文。公文上办的事应有尽有，和实际情况全不相干。上官按临地方检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办事，“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这是洪武九年（1376）的情形。[160]十二年后，解缙奉诏上万言书，也说：

　　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161]

　　【[160]《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161]《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为是“贫下之家”，才被迫抛荒，地主负担特别轻，不但不会抛荒的，而且尽力兼并，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卤之田是贫民的，地主阶级自己定的税额，当然是膏腴轻而瘠卤重。

　　严惩贪污，贪污还是不能根绝，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证明吧，他说：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发放，每米一石，官折抄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办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162]

　　【[162]《大诰》，折粮科敛第四十一。】

　　折粮原来是便民的措施，浙西运粮一石到南京，要花四石运费，百姓困苦不堪。[163]改折为钞，可以减轻浙西农民五分之四的负担。钞是用不着很大运费和蒲竹篓包装的，但地方官还是照运粮的办法苛敛，用种种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约合折价的百分之五十。急得朱元璋只是跺脚，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164]

　　【[163]宋濂：《芝园续集》卷四，《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
　　【[164]刘辰：《国初事迹》。】

　　洪武一朝，“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165]，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虽然随杀随犯，不可能根本清除贪污，但是朱元璋下定决心，随犯随杀，甚至严厉到不分轻重都杀，对贪污的减少起了作用，对人民有好处，人民是感谢他、支持他的。

　　【[165]《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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