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杂记·棺葬考

棺葬考

　　古者殓用棺，葬用椁。椁之制度，经传不详。《檀弓》言“天子柏椁以端长六尺。”郑注：“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按《檀弓》“有子言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孟子意古棺七寸，椁称之。孔子所制，为庶人之礼，孟子所称，大夫之礼，以此差之。则庶人五寸，士六寸，大夫七寸，卿八寸，诸侯九寸，则天子盖一尺矣。故六寸者，以言其木之长也，五寸至一尺，以言乎木之方（即直径）也。至全椁之大小，则无文以言之。世以棺椁并言，疑椁之于棺大小不甚悬殊，或以椁即大棺。其实不然。按《广雅》：椁，廓也，且其字以郭为声，当取义于城郭。椁之于棺，犹郭之于城，其大小之差，率以恒倍许。《丧大记》曰：“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郑注《礼器》云：“壶容一石，甒容五斗。”盖用叔孙通汉器制皮之文。则大夫士棺椁间之大小，略可识矣。柷之大小，郭注《尔雅云“二尺四寸”，然《周礼·春官·司几筵》云：“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纷纯。”郑注谓：“柏者，椁字磨灭之余。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按古席，率广三尺三寸三分有奇，故《文王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曲礼》记讲间之席，则曰“席间函丈矣”。天子诸侯椁中皆有神坐之席，则棺椁之间，至少必得三尺有奇，以所藏明器推之，此亦最小之度矣。天子以下，明器不能知其详，惟据士礼言之，则有苞二，羊豕肉；筲三，黍稷麦；饔三，醢醯屑；癢二，醴酒；皆有木桁庪之。此外尚有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盘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乐器，未详；而涂车刍灵之属，尚不与焉。下棺后，藏器于旁，加见藏苞筲于旁。此中各物，以甒为最大，自非容甒不可。大夫以上，明器愈多，则棺椁间之差亦随之而大，至《檀弓》谓“宋哀公葬其大夫，醢醯百饔”，他物亦当称是。《左传》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则未世侈奢之事，又非尺余之地所能藏焉。如此棺之两旁，既得三尺余，而古之棺制，亦不得过小。《檀弓》言“天子棺四重，大棺厚八寸，属六寸，椑四寸，水兕革客三寸”，计二尺四寸，两旁合计四尺八寸。中间容尺之处，亦当得三四寸，则棺之径，至少当得八尺，并两旁各三尺许计之，当得十四五尺，其纵处亦略如之。此椁之大小之度也。椁之制，但有四旁而阙其上，以有抗木抗席及折故也，且古惟天子用隧，棺自羡道入，诸侯以下，皆自上下棺，故惟四围之椁，先树圹中，而折及抗木，必加于下棺之后。然四旁之椁，必得与抗木而始成一物，故抗木等亦椁解。《左传》成公二年所谓“椁有四阿”是也。诸侯以下，椁上皆平，士下棺后加折，方凿连木为之，缩者三，横者五。抗木则横三缩二，每五枚为一重，士一重，大夫再重，诸侯三，上公四，加其重数而已，其上皆平俎也。惟天子五重，则四注而下，以木之端凑于上而修其下，如屋形，所谓四阿者。杜注：“四阿，四注椁也。”孔疏曰：“《士丧礼》下篇，抗木缩二横三以负土。”则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则其上方而尖也。《礼》：“天子椁题凑，诸侯不题凑。不题凑，则无四阿。”其说是也。然则《檀弓》所谓“柏椁以端长六尺”者，当以六尺之木，纵系二屋，为四注屋形。六尺再椁，每旁得一丈二尺，而四隅之木又当加长焉，然后可以周覆椁上。椁之四旁之大小，既有一丈四五尺，以一丈二尺之物，交覆于一丈四五尺之上，此四注屋之斜#度也。然则椁之制，天子崇其上，诸侯以下平之，而视棺之大小，则如郭视城之大小，则可决也。古椁皆用木，《檀弓》云“天子柏椁”，《丧大礼》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是也。然则天子则以石表之。《周礼·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击四隅，欧方良。”郑注：“壙，穿地中也。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也。郑氏此注以汉制推之，周时果如此，殊不可知。然《檀弓》称“宋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则周季已有为之者矣。秦始皇之葬，石椁为游馆。（《汉书·刘向传》）汉文帝亦言“以北山石为椁，用$絮剒陈漆其间。”（《张释之传》）则自秦已后，实用石椁，然其里或尚以木为之。刘向言始皇墓发掘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则石椁之下，尚有木椁，《汉书》所谓“黄肠题凑”，即是也。《续汉书·礼仪志》：皇帝登遐，“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如礼。”《汉书·霍光传》：“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垒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则黄肠题凑次最居外，与康成所谓“以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者，语可互证，殆所用以支石者。观文帝谓石椁时，以$絮剒陈漆其间，则当时治石之工，殆不甚巧，或须以木支持。然《霍光传》云“黄肠题凑一具”，则又似与梓宫、便房等同置于壙中，非复支壙之物矣。罗氏唐风楼藏汉墓石拓本五，其一铭曰：永建五年二月"日董"石，广三尺，厚尺五，长二尺；其二曰："伯石，广三尺，厚二尺，长三尺二寸第（下阙），阳嘉元年十一月省（下阙）；其三曰：第九百二十五，广三尺，厚尺五寸，长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更黄肠椽三条主；其四曰：四百四十三，广四尺，厚尺五寸，长尺九寸五分，"平三年八省椽陈"主；其五曰："石，广三尺，厚尺二寸，长三尺"。又《陶斋藏石记》所录尚有一石，曰：阳嘉元年三月日冷攸石，广三尺，厚尺五寸，长四尺五寸，第卅二。而罗氏所藏熹平元年墓石拓本，其石亦在端氏，此石独云更黄肠椽三条主，则为石椁之石盖无可疑。其云董"石、"伯石、冷攸石者，盖系以死者姓名。其云黄肠椽三条主（三条疑主条之泐）椽陈"主者，则主吏姓名。第九百二十五、四百四十三、第卅二等，则记石之次第，用石至九百余，其椁之大，可以想见。按：此种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水经注》济水条云：汉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后仪渠），谓之石门，世亦谓之石门。水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石铭曰“建宁四年十一月黄肠石”也，而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沦落无复在者云云。此一节所记，未免小误，盖造水门时，实发汉建宁间旧墓石为之，郦善长直云水门为建宁四年所造，则误以治墓之年，为作门之年，而不悟水门之铭不得称黄肠石也。又善长所云黄肠石，不知石文果如是否？抑铭本作更黄肠椽某某主，而椽字以下断泐，遂谓为黄肠石欤？又熹平元年墓石，所云肠者疑更者代也，谓以石代黄肠也。然则郑君“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之说，或不可尽信，抑至后世，去木用石，而石即蒙黄肠之名欤？非多见古冢墓之内形，盖不能臆断矣。汉时天子之壙谓之方中，《汉书·张汤传》所谓“治方中”是也。如淳曰“《汉仪注》陵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二丈”，《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续汉志》注引），此谓所穿之全地也。其中置棺之地，则谓之明中。《汉书·霍光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宫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共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云云。则明中在方中之中而小于方中，正藏棺之处也。然明中又有前后二所，《帝王世纪》载：“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水经注》济水条言金乡山有冢，谓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堑深十丈，两壁峻峭，广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门，二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谓之白马空；埏门内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后，又得内堂。观者皆执烛而行，虽无他雕镂，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汉昌邑哀王冢，所未详也。王隐《晋书·地道记》亦记此事，则云“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深三十丈，傍却入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云云。此云“为堂三方”，当以内外堂为一，并左右两室计之，此二室当用以葬后妃宫人者，特未就耳。此上二冢之制，皇甫谧所记则距献帝之葬不远，其言当可据。郦善长所记金乡山古冢，则当据目验记之，惟记言隧道之深，则与《晋书·地道记》不合；又既云堑深十丈，复云行七十步得埏门，亦复自相抵牾，盖字有讹脱也。惟内外二堂之制，则二冢相同。去岁日本滨田耕作君，于旅顺所发汉冢，亦有内外二堂，则《汉旧仪》明中四周二丈之说，但指一堂言之也。《抱朴子》言：吴景帝时，“戍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所谓重阁，恐亦谓前后二堂，其云四周为徼道，则又《汉旧仪》所云设四通羡门相合。此徼道者，当与妃妾葬处相通，《汉旧仪》谓营陵馀地为西园后陵，馀地为婕妤以下。《霍光传》所谓“赐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则此徼道当为通外藏之所矣。地下之事，徵实不易，故备记之如右。便房之语，苏林曰：“便房，藏中便座也。”师古曰：“小曲室也。”《汉书·陈汤传》云：“昌陵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则便房似于治陵之时即为之，苏、颜二说或是也。然如淳引《汉仪注》，以为梗椁，则楩乃梗字之假借。梗房之语，与梓相对，梓可云宫，则梗亦可云房。若以为藏中便座，则《霍光传》不得云“便房一具”矣。《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帝后陵中明器，除挽车九乘外，其馀皆用士礼，与《既夕礼》吻合。其赠币且用帷记，较《既夕礼》尤俭。殆谢忱书所谓太尉胡广等定耶？乡党无议其失礼者，殊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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