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内传·发例

发例(1)

　　一

　　伏羲氏始画卦，而天人之理尽在其中矣。上古简朴，未遑明著其所以然者，以诏天下后世，幸筮氏犹传其所画之象，而未之乱。文王起于数千年之后，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之心得，即卦象而体之，乃系之《彖辞》，以发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繇。周公又即文王之《彖》，达其变于《爻》，以研时位之几而精其义。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辞，赞其所以然之理，而为《文言》与《彖》，《象》之《传》；又以其义例之贯通与其变动者，为《系传》《说卦》《杂卦》，使占者、学者得其指归以通其殊致。盖孔子所赞之说，即以明《彖传》《象传》之纲领，而《彖》《象》二传即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即伏羲氏之画象，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而未尝有损益也，明矣。使有损益焉，则文、周当舍伏羲之画而别为一书，如扬雄《太玄》、司马君实《潜虚》、蔡仲默《洪范数》之类臆见之作。岂文、周之才出数子之下，而必假于羲画？使有损益焉，则孔子当舍文、周之辞而别为一书，如焦赣、京房、邵尧夫之异说。岂孔子之知出数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相沿以惑天下哉？繇此思之，则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从旷世不知年代之余，忽从畸人得一图、一说，而谓为伏羲之《易》，其大谬不然，审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呜呼！安得此大乱之言而称之哉！此盖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贪名幸利畏祸侥福之邪心，诡遇之于锱铢之得丧，窥伺其情，乃侮圣人之言、违天地之经以矜其前知，而学者因袭其妄，以之言微言大义之旨，如“元亨利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类，竟以先圣通志成务、穷理尽性之制作，为《火珠林》鬻技之陋术，《易》之所以繇明而复晦也。篇中如此类者，不得已广为之辨，即《象》见《彖》，即《彖》明《爻》，即《彖》《爻》明《传》，合四圣于一轨，庶几正人心，息邪说之意云。

　　二

　　繇今而求羲、文之微言，非孔子之言而孰信邪？意者不必师孔子，则苟一畸人立之说焉，师之可也，又何必假托之伏羲也？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则在文王而后《易》之名立，《易》之道著。是《周易》之义，建诸天地，考诸前王，而夏、商以上，虽有筮人之杂说，孔子之所不取，况后世之伪作而驾名上古者乎！文王之卦，伏羲之卦也。文王取其变易神妙之旨而名之曰《易》，是故周公之《爻辞》得以兴焉。舍文王而无《易》，舍文王而无伏羲氏之《易》，故《易》之所以建天地，考前王者，文王尽之矣。至宋之中叶，忽于杳不知岁年之后，无所授受，而有所谓先天之学者，或曰邵尧夫得之江休复之家。休复好奇之文士，欧阳永叔尝称其人，要亦小智而有所窥者尔。或曰陈抟以授穆修，修以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尧夫，则为抟取魏伯阳《参同契》之说，附会其还丹之术也亡疑。所云先天者，钟离权、吕岩之说也。呜呼！使抟与尧夫有见于道，则何弗自立一说？即不尽合于天，犹可如扬雄之所为，奚必假伏羲之名于文字不传之邃古哉？其经营砌列为方圆图者，明与孔子“不可为典要”之语相背。而推其意之所主，将以为何？如方圆图方位次序之饾饤铺排者，可以崇德邪？可以广业邪？可以为师保父母，使人惧邪？可以通志成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邪？不过曰，天地万物生杀兴废，有一定之象数，莫能逾于大方至圆之体。充其说，则君可以不仁，臣可以不忠，子可以不尽养，父可以不尽教，端坐以俟祸福之至。呜呼！跖也，夷也，尧也，桀也，皆不能损益于大方至圆之中者也。即使其然，而又何事哓哓前知以衍明觉乎？故立一有方有体之象以言《易》，邪说之所繇兴，暴行之所繇肆，人极之所繇毁也。魏伯阳以之言丹术，李通玄以之言《华严》，又下而素女之淫妖亦争托焉。故学《易》者不辟先天之妄，吾所不知也。篇中广论之。

　　三

　　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不罹其灾，故《六经》惟《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然而《易》之乱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连山》《归藏》二家杂占之说，犹相淆杂。如《春秋传》之繇辞，多因事附会，而不足以垂大义，而使人惧以终始。孔子删而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于得失，事物之一本于性命，则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于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讲习，技术之士又各以其意拟议，而诡于情伪之利害。汉人所传者非纯乎三圣之教。而秦以来，杂占之说纷纭而相乱，故襄楷、郎顗、京房、郑玄、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尽弃其说，一以道为断，盖庶几于三圣之意。而弼学本老庄虚无之旨，既诡于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则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为天人之蕴所昭示于天下者，而何可忘邪？然自是以后，《易》乃免于鬻技者猥陋之诬，而为学者身心事理之典要。唐、宋之言《易》者，虽与弼异，而所尚略同。苏轼氏出入于佛、老，敝与弼均，而间引之以言治理，则有合焉。程子之《传》，纯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务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张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遗，其体洁静精微之妙，以益广周子《通书》之蕴，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约，而未尝贯全《易》于一揆也。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焉尽废王弼以来引伸之理，而专言象占，谓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几，言精义，言崇德广业者，皆非义、文之本旨，仅以为卜筮之用，而谓非学者之所宜讲习。其激而为论，乃至拟之于《火珠林》卦影之陋术，则又与汉人之说同，而与孔子《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抵牾而不恤。繇王弼以至程子，矫枉而过正者也，朱子则矫正而不嫌于枉矣。若夫《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切民用，合天性，统四圣人于一贯，会以言、以动、以占、以制器于一原，则不揣愚昧，窃所有事者也。

　　四

　　《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虽然，抑问筮以何为，而所筮者何人何事邪？至哉张子之言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然非张子之创说也。《礼》：筮人之问筮者曰，义与？志与？义则筮，志则否。文王、周公之彝训，垂于筮氏之官守且然，而况君子之有为有行，而就天化以尽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吉凶难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难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吉凶，两端而已。吉则顺受，凶无可违焉，乐天知命而不忧。前知之而可不忧，即不前知之，而固无所容其忧。凶之大者极于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恶用知其早暮哉！惟夫得失者，统此一仁义为立人之道，而差之毫厘者谬以千里，虽圣人且有疑焉。一介之从违，生天下之险阻，其初几也隐，其后应也不测，诚之必几，神之不可度也。故曰：“明于忧患与故。”又曰：“忧悔吝者存乎介。”一刚一柔，一进一退，一屈一伸，阴阳之动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造化之权衡；操之于微芒，而吉凶分涂之后，人尚莫测其所自致。故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内以知惧，此则筮者筮吉凶于得失之几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盗贼可就以问利害。而世所传邵子牡丹之荣悴，瓷枕之全毁，亦何用知之以渎神化哉！是知占者即微言大义之所存，崇德广业之所慎，不可云徒以占吉凶，而非学者之先务也。

　　五

　　《易》之垂训于万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惟“制器者尚其象”，在上世器未备而民用不利，为所必尚，至后世而非所急耳，以言尚辞，以动尚变，学《易》之事也。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子曰“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言寡过之必于学也。又曰“不占而已矣”，言占之则必学以有恒也。盖非学之有素，则当变动已成，吉凶已著之后，虽欲补过而不知所从，天恶从而佑之以吉无不利邪？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朱子又欲矫而废学以尚占，曰“《易》非学者所宜读”，非愚所知也。居则玩辞者，其常也。以问焉而如向，则待有疑焉而始问，未有疑焉无所用《易》也，且君子之有疑，必谋之心，谋之臣民师友，而道之中正以通；未有易合焉者，则其所疑者亦寡矣，学则终始典焉而不可须臾离者也。故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徒以占而已矣，则无疑焉而固可远也。故篇内占学并详，而尤以学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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