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堂永日绪论外编(5)

外编(5)

　　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小题无当于此数者，斯不足以传世。其有截头缩脚，以善巧脱卸吸引为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语气，于理固无多也。守溪作此，以剪裁尺幅为式，义味亦复索然，特不似后人作诨语耳。若荆川则已开诨语一路，如“曾子养曾皙”一段文，谓以余食与人，为春风沂水高致。其所与者，特家中卑幼耳。三家村老翁妪，以卮酒片肉饲幼子童孙，亦嘐嘐之狂士乎？诨则必鄙倍可笑，类如此。此风一染笔性，浪子插科打诨，与优人无别。有司乃以此求士，可谓之举国如狂矣。唯有一种说事说物单句语，于义无与，亦无所碍，可以灵隽之思致，写令生活。此当以唐人小文字为影本。刘蜕、孙樵、白居易、段成式集中短篇，洁净中含静光远致，聊拟其笔意以骀宕心灵，亦文人之乐事也。汤义仍、赵侪鹤、王谑庵所得在此，刘同人亦往往近之，余皆不足比数。

　　逆恶顽夫语，覆载不容，而为之引中，心先丧炱。俗劣有司以命题试士，无行止措大因习为之，备极凶悖。如“孰谓鄙人之子知礼乎”、“谟盖都君咸我绩”之类，何忍把笔长言？“汉儿学得胡儿语，又替胡儿骂汉人”，骂汉人且不忍闻，何况射天笞地？

　　横截数语乃至数十语，不顾问答条理；甚则割裂上章，连下章极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题，谓之“巧搭”，万历以前无此文字。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如“邦畿千里”二节，绝去“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孟懿子问孝”章，绝去“子曰生事之以礼”三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绝去“不辱君命”，皆所谓搭题也。命题如此，而求有典有则之文，其可得乎？唐人选士，命作《幽兰赋》，举子傲岸不肯作，主司为改《渥洼马赋》，乃曰较可。古人奖进人才如此。而以功令束人，使相效以趋于卑陋，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

　　人各占一经，已小足以待通儒。乃于所占之经，视为续貂之狗尾。塾课先习浮烂之词，文场取塞终篇之责。五经大指，已属面墙；先圣精微，永随茅塞。《诗》则采辑诗赋四六中最下俗艳语，用为无盐之粉黛；咏叹淫泆之意，百无一存。《春秋》则以俗吏爱书、讼魁牒状丑诋之词，取已往之君臣，恣其诟厉。数百年来，能免此者，千无一二。近世名人略为洗涤：《诗》则黄石斋、凌茗柯，《春秋》则刘同人及路君朝阳，逸群遒上，庶几不负“明经”之目。至若《周易》，广大精微，以六虚尽天人之理数。而作经义者限之以君臣出处，苟为位置，若有一姓六名二之相，建元九五之君，或得或失，被以褒嘉，施以诮责，加之劝勉，曲为诘问；象占时位，罔所闻知，黑风吹堕，莫能拔出者久矣。《书》唯典、谟有论道之言，誓、诰乃论臣民之作。典、谟辞显而意深，自为一体。誓、诰则杂以方言，使人易晓。辞不通今，若有僻奥，而大指所归，示生人之利害。作经义者一以“危微精一”强相附会，将与介胄之夫、田野之氓、反侧之子谈心性乎？迷而不反者二百余年。启、祯以来，后起诸公虽或不雅驯，而穷经得归趣者间出焉；方之庆、历以前，自觉积薪居上。

　　科场文字之蹇劣，无足深责者。名利热中，神不清，气不冒，莫能引心气以入理而快出之，固也。况法制严酷，几如罪人之待鞫乎？汉、晋以上，惟不以文字为仕进之羔雉，故各随所至，而卓然为一家言。隋、唐以诗赋取士，文场之赋无一传者，诗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律而已。燕、许、高、岑、李、杜、储、王所传诗，皆仕宦后所作，阅物多，得景大，取精宏，寄意远，自非局促名场者所及。经义本儒者分内事，而一行作吏，则置之如隔年历，间有作者，只为子弟作嫁衣裳：陈启新诮为“敲门砖子”，非诬也。唯杨贞复宦稿借经义讲学，其意良善，乃又为姚江之学所赚，非徒见地诐淫，文气亦迫促衰弱，深可惜也。

　　为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则胶庠之下，自应有伟人杰作，睥睨今古。乃嘉、隆以前无一传者。后乃有徐文长渭、漏仲容坦之、张子延大复数首行世，亦无甚超绝处。天启后，社稿充斥，终不脱揣摩蹊径。若钱吉士、顾麟士辈，欲矫时趋，而本领既薄，指趣自卑。因忆昔与黄冈熊渭公寔、李云田以默作一种文字，不犯一时下圆熟语，复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炼液，以静光达微言。所业未竞，而天倾文丧，生死契阔，念及只为哽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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