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引义·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系《小弁》于《雅》，而不与《扬之水》同列于《国风》，旌孝子之志也。东周无传《书》，而录《文侯之命》继《毕》《冏》，存周道之遗也。以平王犹有君人之道焉，故《春秋》不始平王而始于桓王。

　　周之下夷于列国而不可复兴，自桓王始。宗周之亡，则亡于幽王矣，平王其何咎焉？入《春秋》之三年，《经》书“天王崩”，君子之所悼也。桓王忘亲黩货，失信无刑，而周始降于列国。《春秋》书“武氏子求赙”，丧未逾年，亲遣童稚求乞诸侯，黩货辱亲，无人子之心也。《春秋》书“从王伐郑”，背先王之信，忘其有功于社稷，夺其政而又加之兵，师败身伤，为天下戮，无君人之道也。故周之降于列国，桓王为之也。于是夫子悯天下之无王，而《春秋》作。使桓王能继平王之志而成其事，《春秋》何为而作哉！

　　谓申侯以太子之故，与犬戎攻杀幽王者，司马迁之妄也。《诗序》称西戎、东夷交侵中国，用兵不息而抵于亡，则亡西周者戎也，申侯其何与焉？推投兔道殣之悲，原属毛离里之爱，藉令舅氏缘我以为兵端，君父由我而发大难，其不致死于申以谢先王者，无几也。“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哀哉之子！忍听母家之弑父而报以屯戍之德哉？故孟子曰：“亲亲仁也。”申生不忍明见谤之由而死于骊姬，君子曰“此其所以为恭世子”，谓其不足于孝也。故死之非难，而生之不易。幽废之余，永怀不替，逝梁发笱，遗爱弗忘，坏木无枝，且惟恐以无后为不孝之尤，平王之志苦矣。安于放以缓君父之怒，全其身以继宗佑之守，仁人之道也，故曰仁也。圣人宅心忠恕，而审用权衡，故于《小弁》存孝子之志，而于《文侯之命》幸周道之犹存也。非后世一切之论，信史氏之诬，以吹毛罗织者之得与也。

　　乃擿平王者又曰：弃文、武之故都于不守，东迁而王迹以息。呜呼！欲责人也必为之谋，为之谋者必其可行也，可行而不行，然后责之也未晚。今且筑九成之坛，设九摈，三揖再拜，晋彼论者而为平王谋，又将如之何邪？其致死犬戎，争一旦之命，如蔡世子有之国灭身死而不恤乎？抑将守茂草之周京，困敝而亡，如晋怀、愍之坐空城以待缚乎？李纲侥幸于孤注，而徽、钦为虏，犹自鸣为忠直。又其甚者，则如光时亨之误国陷君，而身则降贼以偷生耳。则责平王以轻弃故都者，其大概可知矣。

　　君天下者，以四海为守；天子之孝，以宗祀为重。死社稷者，诸侯之义也。不反兵而报仇者，匹夫之行也。海内之地方七千里，王畿之域，东尽于殷郊，皆天子之所得居也。三涂、岳鄙，武王之天室也，瀍东、涧西，成王之卜宅也。民病于天夭，财匮于皇甫，诸侯裹足于烽燧，大夫作室以出居，弦断不更，柱胶而鼓，守西京之灰烬，弃九有之鸿图，此不君不孝之尤，以殄绝文、武之景命者，如之何其以此为天子谋也！惟其迁也，幸则为灵武之唐，复两都之钟；不幸而犹为钱唐之宋，存九庙之宗祧。其视素车系组，青衣行酒者，自相千万。岂得以悻悻之怒，径径之节，执独夫一往之意气，进而谋元后之去留哉？李纲谋之而佹败，于谦谋之而佹成。势非景泰而事等靖康，“匪大猷是经，惟迩言是争”，决裂一朝而神人无主，悲夫！

　　然则平王固与唐肃、宋高等，遂可许以仁孝而足君天下乎？夫平王之视二主，固有辨矣。其遇乱而居于外者，均也。乃于《小弁》见平王之志，则非锢父南官之心矣。于《文侯之命》而见平王之所以为东周者，固非宋高偷安江左之谋也。

　　少康之复夏也，二斟为之基，虞、纶为之辅，历祀四十，而禹甸如故。周之东迁，晋、郑焉依，非特立国之所凭，亦兴复之所藉也。安其身而后动，则郑居虢、桧之墟，以镇抚东方，而固成周之左臂。定其交而后求，则晋临汾、绛，渡衣带之河水，而即践雍州之庭。故其后，晋之持秦者五百余载，韩不亡，而洛邑之九鼎，秦虽暴不敢问也。则平王之授郑政者，为绸根本之远图；而其锡命义和也，乃控制关中之至计。萧何治三秦，寇恂治河内，汉高、光武所以虽败而兴者，亦此道焉耳。况承文、武、成、康之遗泽，因《黍离》《阴雨》之人心，收后稷、公刘之故土乎？赐之弓矢，假以专征，所以睦晋而制秦也。平王之志深矣。

　　假令天不资秦、而周祜未艾，则王师整旅以向函、潼，晋人乘虚而渡蒲坂，郑辑东诸侯以继其后，问秦人之罪，徙归之于、陇，直折箠收之，而不待再举之劳。乃天不假之以年，文侯早世，郑武旋亡，寤生安忍无亲，成师怀奸内讧，非复有肇刑文、武，捍艰追孝之心。然且平王犹不惮屈体交质，隐忍以图成其初志，四十余年之间，犹一日也。志之不终，延及桓王，首修怨于郑，而致祭足取麦之师；再致怒于郑，而召祝聃请从之辱；释西向之图，争小忿于穴中，而郑之援失矣。贪曲沃之赂，遂其《无衣》之骄气，资尹、武之师，灭义和之血胤而斩之，翼人既恨其薄恩，曲沃亦狎其猥鄙。迨及武、献，惟蚕食邻国以启霸图，而置宗周于秦、越，则平王之遗意荡然，而秦得高枕以收文、武之余民矣。此桓王之所以不王，而《春秋》之所以讫始也。

　　功之未就者，天也。志之自立者，人也。圣人恕人于功，而原人以志。故存《小弁》于《雅》，以著西周之亡，上有失道之父，而平王惟顺之于天；录《文侯之命》于《书》以见东周之不王，下有不肖之子，而平王已尽乎人。摧于父而志不得伸，犹可以泣告于鬼神而自喻；坏于子而功不得就，乃令千秋以下，举颠越废弛之咎，归过于贻谋之不臧，君子所深悯也。记天王崩于《春秋》之始，以继《尚书》而作，圣人之情见矣。

　　乃周不亡于犬戎之祸，犹为弁冕本源以施于赧王也，又岂非平王不可泯之功？而晋、郑之君，赞东迁之计，“谋之其臧”，亦不可诬矣。史氏猎传闻之猥说以诬古人，世儒求备于人而乐称人之恶。折中于《诗》《书》，以求圣人之褒贬，斯以俟之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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