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仁宗一四

仁宗一四

　　功名之際，難言之矣。蔑論小人也，為君子者，道相謀，志相葉，好惡相若，進退相待，無不可視人若己者，而於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寵祿之謂也。出而思有為於當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勝，志可以伸，心可以無愧，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與焉，退處於無能有為之地，則悁悁之情，一動而不可按抑。於是而於友不純乎信，於君不純乎忠，於氣不純乎和，於品不純乎正，皆功名之念為之也。故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名，然後坦然以交於上下，而永保其貞。嗚呼！難言之矣！

　　韓、富二公之相為輔車也，舊矣。富任中樞，而韓出安撫，不以為嫌也。富方報罷，而韓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後富有憾於韓，韓公死而不吊，隙末之釁，生死不忘，豈韓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儲也，範蜀公諍言於廷，諫官交起以應之，而富公居中力勸其成，韓公尚未與也。已而韓公入相，富自以母喪去位，於是韓公面對，不恤惡怒，迫請英宗之名，起復之苫塊之中，正名皇子，韓公固獨任焉，而富不與。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構曹後以思廢立，於是危言以鎮壓曹後，調和兩宮，宗社無動搖之釁，韓公亦獨任焉，而富不與。曹後無歸政之志，韓公厲聲迫請撤簾於衣裾尚見之餘，韓公又獨任之，而富不與。於是而富怏怏求罷，出守揚州，嫌卻自此開矣。及乎英宗早折，韓公受憑幾之命，請力疾書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舊窠求兔之邪心，富既出守，韓公自獨任之，富固不得而與也。凡此數不得與者，自後而言，富以含慍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與聞。乃持此以開隙於趣向同歸之益友，富於是乎不得允為君子矣。

　　夫此二公者，或收功於西陲，或箸節於北使，出入兩府，通顯已極，人望咸歸，君心式重，與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升而望不為貶，夫豈待是以收厚實哉？富亦辭榮有素，非有懷祿固寵之情也。然而捏目空花，青霄為障，幾成張耳、陳餘之晚節，無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懷忠愛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後世，鬱悒周章，成乎偏衷而不自釋也。故曰功名之際，難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義自靖其心，而賤功名為末節，誠有以也。

　　或且以致疑於韓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於此，有讓道焉。則前之定議於密勿者，胡不待富於服闋之後？後之抗爭於簾前者，胡不留富於請外之時？幸得同心之侶，與協恭以允濟，而消疑忌於未形，韓公有餘歉焉。」之說也，其於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誠者也。夫苟秉拓達光大之衷，則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韓公固不以狹小之量擬富之必出於此。而天位去留之際，國家禍福之機，當閑不容發之時，如其恤謙讓之文，遲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跡，作意以周旋；則事機一失，變故叢生。庸人誤國以全身，胥此道耳。而公豈屑為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決策者，仁宗之獨斷耳。英宗育於宮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之遲回而審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爭請，牘滿公車，未能決之一朝者，有閑之者也。曹後之情，任守忠輩宵人之計，已岌岌矣。則斯舉也，獨任之則濟，分任之則疑。韓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嘆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以此為心，忘其身矣，而何有於人？功可分，名可讓，而死不可要人而與共；專死也，非專功也，何容輕議哉？

　　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強人主，以犯母後，以折奸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為則為之，可言則言之已耳。賓賓然以功為不可獨成，名為不可獨尸，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為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遷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聞。富懷不平之心，自愧於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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