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高宗六_梦远书城

高宗六

　　人之为言也，贸贸而思之，绵绵而弗绝，天可指，地可画，圣人可唯其攀引，六经可唯其摭拾，而以成乎其说。违道之宜而以为德，大害于天下而以为利。探其所终，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辄欲行之。时而有达情以体物、因势以衡理者，主持于上，必不听之以行。乃以号于天下曰：“吾说之不行，世衰道降，无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于是而有传于世，乃使殃民病国之邪臣，窃其说以文其恶，则民之憔悴，国之败亡，举繇乎此。要其徒以贼民而无能利国，则亦终莫能如其说以行也，祗为乱而已矣。

　　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勋者，勒为成书，请行十一之税。一夫限田五十亩，十六夫为井，井赋二兵一马，丝麻之税又出其外。书奏，徼一官以去。呜呼！为勋干禄之资，则得矣。其言之足以杀天下而亡人之国，亦惨矣！时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娓娓，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犹称道之弗绝。垂至于贾似道，而立限以夺民田为公田，行经界以尽地力而增正赋，怨讟交起，宋社以墟，盖亦自此启之也。

　　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赋。而孟子曰：“轻之者貉道也。”汉乃改之为三十而一。然则汉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济万室之邑，历千年而不忧其匮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礼际禄廪宫室车服之费，则已约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国分土，民各输于其都，自远郊而外，道里之远者，即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诸侯，不过二百余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即其都邑以出纳。唯然，则名十一而实亦十一已耳。自汉合四海以贡天府，郡县去天子之畿，有逾于五千里者矣。其以输塞下养兵卫民者，又过于是。逆流而漕，车舆驴马任辇以行，其费不赀。使必盈十一以登太仓，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计民之所输将，名三十而实且溢于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于十一，民之膏脂尽于此，而尚足以生乎？今使勋计其亩田，令输十一于京、边，勋其能之而无怨邪？抑徒为此不仁之言，以导君于贪暴邪？况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莱，有一易再易之差，则亦名十而实二十。汉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穷，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轻议哉？

　　至欲于一井四百五十亩之中，赋二兵一马，以充戎行，不知勋之将以何为也。将以战与？则驱愿懦之农人，以与闵不畏死之盗贼、乐杀无厌之外夷，贸躯命于喋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责一兵，不杀尽农人而不止。无诛夷之峻法以督之，则闻金鼓而骇溃，国疾以亡。将以戍与？则荷戈而趋数千里之绝塞，饥寒冰雪，仅存者其余几何？抑且重为徵发，而南亩之余以耕者，又几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埸也；所战者，乍相怨而终相好之友邦也；所争胜负者，车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穷日，俘馘不尽人。乃欲以行之后世流血成渠之天下，虽微仁人，亦不禁为之恸哭矣。若马，则国有垧牧，而益以商贾之徵，固未尝责农人供戎车之用。勋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为而欲为之，亦可谓覆载不容之凶人矣！

　　夫勋固曰：“此先王之法也。”从而称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为号，而胁持天下之口，诚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时，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勋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于勋之田庐，而勋不弃产以逃乎？夫亦扪心而自问乎？

　　奉一古人残缺之书，掠其迹以为言，而乱天下者，非徒勋也。庄周之言泰氏也，许行之言神农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烧丹之言黄帝也，篡国之大恶而言舜、禹也，犯阙之巨盗而言汤、武也，皆有古之可为称说者也。古先圣王之仁育而义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变通，研诸虑，悦诸心，征之民而无怨于民，质之鬼神而无恫于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讷，恶容此吮笔濡墨求充其幅者为哉？前乎勋而为王安石，亦周官也；后乎勋而为贾似道，亦经界也。安石急试其术而宋以乱，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勋唯在建炎惊窜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陈亮犹曰：“考古验今，无以加也。”呜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称之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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