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仁宗一三

仁宗一三

　　元昊死，谅祚初立，议者请饵其三将，破分其势，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立说之非，人皆知之，诚哉其不可与谋也！春秋重伐丧之贬，予士匄之还，彼有取尔矣。邻国友邦，偶相失以相愈，兵临服罪，同好如初，则乖约肆淫，大伤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沦于夷之叛臣，为我蟊贼者也。死亦不足恤也。丧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巩固吾宇，恶容小不忍以乱大谋哉？故琳说之非，不可托春秋之义为之解也。

　　虽然，宋至此而欲乘丧以图谅祚，谈何容易乎？昔者继迁死，德明弱，曹玮欲得精兵俘孤雏，郡邑其地；庙算无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为破分其国之说，亦师玮之智，而奚谓其未可邪？夫所谓理势者，岂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势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违，勇者不能竞，唯其时而已。

　　继迁虽悍不内附，收众侵边，宋弗能讨而抚之，然犹定难一节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宠命以雄长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则予夺之政犹行。力诎归降，自有余地以相待。弗能为窦融也，犹不害为田兴；勿庸致死于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俨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国”。则固不能以臣礼畜，而视为友邦矣。建郊庙，立宫阙，岂有一旦芟夷，俯首而从臣列。则谅祚虽孱，处于无可却步之势，其以死争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谅祚已也。当德明之始，为之部曲者，亦节镇之偏裨，幕府之参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设，中国叛人如张元辈者，业已将相自居。束身归阙，不诛不废，而抑不能与徐铉、杨业同升显列。则人怀有死无降之志，以为谅祚效，其情其势，岂可旦暮亟摧者哉？继迁之叛也，虽尝诱杀边臣，袭据银州，而宋不能惩；然未尝一与交兵，受其挫窘，张彼势而自见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败于延州，而刘平、石元孙骈首受刃；再败于好水川，而任福全军覆没。韩、范、王、庞分招讨之任，仅保残疆，无能报也。则中国落胆于西人，狡虏益增其壮气。元昊死而余威固在，度之彼势既然矣。

　　且宋当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犹习战。而曹玮以知兵世将，奋志请缨，繇其后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将死亡殆尽，厢禁之兵，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颠倒于廷臣之笔舌。乃欲以机巧离其部曲，率屡败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贻殭仆者矣。度之己者又然也。今之时非昔之时，而势可知已。势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

　　抑以天下之大势言之，宋从曹玮之谋而克也，则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气，亦唯昔为然，而今不可狃也。当彼之时，宋与契丹犹相角而不相下，则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锋。及澶州之役一兴，而宋亟荐贿矣。刘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币称纳矣。契丹之得志于宋，不待夏人之援；而尽宋之力以争夏，则鹬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獘。即如议者之志，三大将离叛以卷土来归，一隅孤悬，契丹顺右臂而收之，一刘裕之俘姚泓，徒为赫连效驱除耳。关、陇且岌岌矣，奚能终有河西以临朔漠哉？宋于此时，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岁币日增，力穷坐困，舍契丹以不虑，而外徼幸于斗绝之西陲，胜不足以立威，败则益增召侮。瘠牛偾于豚上，其如猛虎何邪？况乎利诱三将之策，尤童昏之智，祗为夏人玩弄以相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说非也，而有不能讼言以示弱者，故假于伐丧之义，以止妄人之辩，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时也，元昊初丧之日也。齐桓陉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败身伤；刘裕北伐之功，吴明彻效之而师歼国蹙。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岂可以概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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