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仁宗六_梦远书城

仁宗六

　　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

　　国家刚方挺直之正气，与敦庞笃厚之醇风，并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前乎景祐者，非无丁谓、王钦若之奸佞也。而王旦沮钦若之登庸，马知节折钦若之匿奏，张咏且死请戮尸以贸丁谓之头，李迪誓死而斥丁谓之奸，王曾且独任窜谓之举，而不劳廷臣之交击。故钦若、谓非无邪党，亦以讦讼不行，而但偷容容之福；胡旦、翟马周、梅询、曾致尧之徒，或乍张而终替，或朒缩而不前。盖大臣以国之治乱、人之贞邪、引为己任，而不匿情于且吐且茹之交，授发奸摘伏之权于锐起多言之士。故刚而不挠，抑重而不轻，唯其自任者决也。而天子亦不矜好问好察之名，闻人言而轻为喜怒。则虽有繁兴之众论，静以听君相之从违，自非田锡、孙奭任谏诤之职者，皆无能骋其辩也。

　　好善则进之，恶恶则去之，任于己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静以听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交失之矣。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于前而有所称说，容之矣，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也。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夫苟乐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则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于是而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抑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言满天下，蔚然可观，相传为不讳之朝。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甚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而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

　　抑考当时之大臣，则耆旧已凋，所仅存者，吕夷简尔。夷简固以讪之不怒、逐之不耻、为上下交顺之术，而其心之不可问者多矣。其继起当国能守正而无倾险者，文彦博矣，而亦利用夷简之术，以自挫其刚方之气；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则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韩、富、范、马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于是石介、苏舜钦之流，矫起于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熙、丰以后纷呶噂沓之习，已早见于此，而君犹自信曰：“吾能广听。”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士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希合风尚之归，以颠倒于其笔舌；取先圣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证佐。童而习之，出而试之，持之终身，传之后进，而王安石、苏轼以小有才而为之领袖；皆仁宗君相所侧席以求，豢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吕惠卿、邓绾、邢恕、沈括、陆佃、张耒、秦观、曾巩、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于蔡京父子，而后覆败之局终焉。呜呼！凡此訾訾捷捷者，皆李沆、王旦所视为土偶，任其掷弃山隅，而不使司祸福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导以兴。其刚方也，非气之正也。其敦笃也，非识之定也。置神器于八达之衢，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败亡。天下后世犹奖其君德之弘，人才之盛；则知道者之希，知治者之无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

　　按仁宗之世，所聚讼不已者，吕夷简、夏竦之进退而已。此二子者，岂有丁谓、王钦若蠹国殃民已著而不可掩之恶哉？夷简之罪，莫大于赞成废后。后伤天子之颊，固不可以为天下母，亦非甚害于大伦。竦之恶莫大于重诬石介。而介之始进而被黜，以争录五代之后，亦宋忠厚之泽过，而无伤于教化；矜气以争，黜之亦非已甚。而范、余、欧、尹遽群起以去国为高，投滴水于沸油，焰发而莫之能遏。然则吕、夏固不足以祸宋，而张逐虎之网，叫呼以争死命于毚兔，何为者邪？天子不慎于听言，而无恒鉴；大臣不自秉国成，而奖浮薄；一彼一此，以气势为荣枯，斯其以为宋之季世而已矣。读其书，言不可胜求也；闻其名，美不可胜传也。即而察之，外强而中枯；静而诊之，脉浮而筋缓；起伏相代，得失相参。契丹胁之，而竭力以奉金缯；元昊乘之，而兵将血于原野。当时之效，亦可睹矣，奚问后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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