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稗疏·中田有庐

中田有庐

　　郑笺曰：“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曰“便其田事”，则固非农人之恒居矣。乃韩诗外传曰：“古者八家而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畆。广一（与下一步一字皆‘十’”字之讹）步，长一步，为一畆；广百步，长百步为百畆。八家为邻，家得百畆，余夫各得二十五畆。家为公田十畆，余二十畆共为庐舍，各得二畆半。八家相保。诗曰：“中田有庐。”赵岐孟子注云：“庐井邑居各二畆半以为宅，各入保城二畆半。”朱子谓“五畆之宅，一夫所受，二畆半在田，二畆半在邑”，盖本诸此。乃考周里畆之制，则有必不如此者。大戴礼曰：“百步而堵，三百步为里。”王制“方一里者为九百畆。”郑氏曰：“一里方三百步。”汉书食货志曰：“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是一步六尺，一畆百步，周制也。百步之制，《韩诗》所云“长十步、广十步”者，以方计之也。金仁山所谓“阔一步，长百步”，即今种豆麦之田疄者，以长积之也。大槩积方一步者百，则一畆矣。至汉武帝始增二百四十步为一畆，古之畆，非今之畆也。

　　周之一畆，积方六尺者百。周尺六尺，抵今尺三尺六寸，无论其为方为长，而其积实要止于此。庐舍之地，异于田疄，不可以长计，当以径十步、广十步为率，积方二百五十步，每方十五步七分稍弱，每方九十四尺八寸，以今尺计之，每方五丈六尺八寸八分耳。庐之四周有墙，墙内外有堑有沟，墙外有桑地。墙约一尺余，沟堑内外约五尺余，桑地约七尺，槩当每方约去地一丈四尺，从广相距约去地径者二丈八尺，周遶相距约去地五丈六尺。是为庐之址，径广相距每方二丈九尺而已。

　　而父子异室。余夫且有栖宿之所，舂炊有室，牛羊有栝杙，鸡豚有橧埘，蔬果有圃，获暴有场，八口之家，势所必具而不可缺。不知此三丈之内，何以能置顿而无不足也？若二畆半之在邑者，以方百里之国计之，提封万井，为夫家者八万，则于邑中当以二十万畆为之宅，积二十万畆之实，得为方一步者二千万步。以方约之，其地径广各四百四十七畆。疆三百步而为里，当得十四里零十分里之九。而朝庙、市廛、学校、泽宫、官署、卿士、大夫、商贾、府史、舆台之宅舍、宾客之馆垣、府藏、仓廪、廐皁、委积、圜土、犴狱之所，巷陌、沟涂、城堑之闲地，当复如之。则是一城积四十万畆，每方六百三十二畆，径广各六千三百二十步，为里者二十一里强。百里之国，殷之侯国，周子男之国也，而其城之大且如此。

　　若周制，公侯之方五百里者，提封二十五万井，虽有下邑采地，或分处之，而国都邑居之民，参分得一，亦六十四万家。其城之广阔，愈不可涯计矣。《春秋传》曰：“大都参国之一。”又曰：“都城不过百雉。”三丈为雉，一雉而当五步。百雉之城，其围一里零三分里之二，其径七十五丈，以步计之，止一百二十五步，其积实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步。以畆计之，一百五十六畆四分畆之一。既不能容所食采邑夫家之宅，而国都参于厶邑，以三乘之，当止九百丈之围。城中积得十四万零六百二十五步，以畆计之，得一千四百零六畆稍强，又恶从得二十万畆为夫家之宅乎？

　　又况大国之提封二十五倍于此者乎？使果有四十万畆之城，其围八十四里强，以雉计之，五千五十六雉。而参国之一者，其围八千四百八十二步，以雉计之，一千六百八十五雉半强，与所谓都城不过百雉者，几相去二十五倍，其说之不符远矣。郑司农众曰：“营国方九里，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天子之都”，其提封百万井，而都城止方九里，岂区区方百里之国，而有方二十余里之城耶？绵之诗曰：“百堵皆兴。”以大戴礼百步为堵计之，岐周之城围止万步，以五板为堵计之，止五百丈，亦可证其不能容此众民之庐矣。

　　然则二畆半之宅在国者，既国中之所不能容，二畆半之宅在田者，又不足以容八口之夫家。是孟子所谓五畆之宅者，壹皆在野，其径广各二十五步二尺强，为周尺者十三丈四尺，当今尺八丈零四寸，粗可为八口墙桑场圃凥室之宅地。孟子言宅，此诗言庐，宅非庐，其不相通明矣。宅者，民之恒凥也，非止取便田事，必因山水樵汲之便，阴阳向背之宜。自其先世以来，长子孙于斯土，八口各自为封域，以别男女，而息鸡豚粪壤之争，非先王制产而始有者，则亦不在经界之内，任土而受，均其广狭，一因原隰自然之势，而不可以畆计者也。周礼：“上地夫一廛，中地一廛，下地一廛。”郑司农众曰：“廛，居曰：扬子云有田一廛，百畆之居也。”但田百畆即有宅地一廛，田以畆计，而宅无定限明矣。

　　若庐者，则耕获之次舍，暂息而非所凥者也。许慎曰：“庐，寄也。”云寄，则非民之恒处，而异于廛宅可知。盖于公田之中，割二十畆为草舍，八家通一，无户牖墙壁之限，前为场圃，后为庐舍，安置耒耜，收敛秉穧，耞击稾秸，以蔽风雨而便事。妇子来馌，有所荫息；田畯课耕，有所次止。先王周恤民情而利其用，于此为悉。而李悝、商鞅之流，以为闲土而辟之，是以后世无存者。故郑氏曰“农人作庐，以便其农事”，此之谓也。故曰“中田有庐。”有者，非固有之词。若以为恒处之宅，则谁无家室，而与疆埸之瓜或有或无者同，侈言其有哉？

　　且如韩婴、赵岐之说，民无适处，乍邑乍田，负釡甑，牵鸡豚，扶老提幼，以敝敝于道路。在田之仓庾，谁与守之？在邑之糇粮，必日有负挽之劳。卒有冰雪弥旬，馈运道阻，樵苏不给，势且馁困于城市。田弃中野，粪治不豫，肥者成瘠。况北土兼植五谷，麦播于秋，培于冬，芸于春，获于夏；梁、稷、稻、菽，种于春，芸于夏，获于秋。终岁无闲田，即无闲日。方冬入邑，原野阒寂无人，虎狼恣其出入，麕麚闯其庭户，盗贼乘虚而发，邻国越境而侵，沟洫崩坍而不修，茅桷飘摇而不葺，而邑凥不习啇贾，无鱼梁之利，无狩猎之获，无园圃之蔬，无牧豕栖鸡之地，老无所养，病无所飤，辛苦垫隘，永无安凥之乐。虐民不仁，无踰此者，而谓先王之为此哉？故知二畆半在邑者，必无之事也。若赵岐所云入保，则四郊有警，正卒入守之寓舍，盖《檀弓》所谓“负杖入保”者是。既非携家而往，不必人各有庐，而须二畆半之广，使尽室入保城郭，正似后世清野之虐令，虚乡遂以延寇深入，而原野萧瑟，民无以存，其又何以为国乎？故信韩婴、赵岐不经之说，而不通之以事理，几何不以王政贼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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