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说·襄公二十三论十六

襄公二十三论十六

　　人心之坏，其始不堪于义而犯之，其继狎于不顺而忘之，而终忕于不道而覆执以为义，极矣。覆执以为义，则奉之为典，建之为名，循之为毁誉，用之为赏罚。呜呼！典其非彝，名其非正，毁其誉，誉其毁，赏其必罚，罚其宜赏，而人无纪，不禽者鲜矣。

　　故君子甚恶其忕于不道也，始不堪于义，不敢名言不道之为道，坏未极也。君子甚恶其忕大于不道，则不堪于义者，宜若可矜，然而君子弗矜也。不堪于义则轻犯之，犯之屡则必狎之，狎之熟则盈一国之心腹肾肠锢于是焉，以匪此而不典，匪此而不名。故夫不堪于义者之必以忕于不道终，端委一致之势也。厥貉之会，蔡始从楚，《春秋》即书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之会，陈、蔡背晋，《春秋》即书曰：“陈侯逃归。”蔡果忕，从楚以为义，执以为赏罚，而杀公子□；陈果忕，从楚以为义。执以为毁誉，而公子黄、二庆互操以相谤。毁誉无忌于下，赏罚无惭干上。陈、蔡之去人而即禽也，震霆之所不能警，江、汉之所不能浣矣。

　　故人心之害，莫大乎不堪于义，弗可以情之穷困而贳之也，弗望其他日之悔而姑待也。习成于偶然，妄生于一念，治之早而已。《易》曰：“臀无肤，其行次且。”立志以循义者，岂有末流之可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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