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说·文公十九论九

文公十九论九

　　商臣之罪，晋在所当讨乎？曰：此非一切之词所可制也，故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天理者不息，不息故密，其惟纯粹以精，退藏不忒，而吉凶善败亦于此乎受度。若夫一切之词，立一义以该一切，可与否尽之矣。可与否既各成其端，端各有义，故天下无争仁而有争义。吉凶善败，巧历所不能殚，乃争一废一而不顾其中，皆一切之词之所蔽也。

　　最下之说曰：夷狄之无父无君，自相蹄龁以终于乱，中国之利，勿问可也。似也，而恻隐之心亡矣。且所恶于夷者，惟其取人之伦而灭之也。所恶于彼者此，而又幸其若此，诚反之心而不亦已傎乎！

　　其次曰：王者不治夷狄。不治则无乎治矣。无乎治，虽弑父与君，而固无治也，又谁与拣其重轻哉？夫不治者，谓要荒之外，声不相问，迹不相及，其兴其丧，非我所知也。周裂土以封楚，授服以爵楚，其与中国，固尝与乎盟会观问之事矣。故不治云者，汉之于冒顿、宋之于完颜雍是已，雍弑亮。而非楚之谓也。

　　又其次曰：中国所虞者，楚也。楚且有覆载不容之罪，乘其罪而执之，是一举而两义伸也。于是而楚之臣子，内愤大憝，外资义问，从中而应，戮商臣以谢晋，改立君以听命于中国，虽使之削王可也，此因义以成乎利矣。呜呼！惟此之为说，似是而尤非，以蠹王道，莫之或先也。

　　夫义，一而已矣。大义在我，无所容假，而更假一义以益之，则并所秉之义而俱伪。“立心无恒”“莫益之，或击之”矣。夷之僭王，子之弑父，奉义以治之，致一而已足。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阴惩其僭，而阳讨其弑，则是僭不足诛而必待其弑也，抑弑不必讨而惟僭者之弑为必讨也？拓跋氏之以胁萧鸾，惟无可秉之义耳。有义可秉，而此之胁，楚之臣子岂不足以察我之情实，而暋焉恣我以得志乎？是故拓跋氏终不能得志于齐，浸文王而用此，亦不能得志于昆夷，而欲望晋之得志于楚也，不亦难哉！

　　汤武之放伐，施之君父而无嫌，志号一焉耳。志一号一，内顾不诚，用诈且不足以有功，而况于用义邪！是故一切之词，遽可其可，遽否其否，不患乎无执。而以处两端之中，歆止歆动，幸以为利，掩以为名，则功必堕，而义先丧，自非可与权者，固不足以与于斯矣。且所谓权者，亦非轶可否之两端，以有其神变也。立者因道，权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权者道从心。心合道则道画心，道从心则心生道。欲心生道，必无往而非道。无往非道，纵广于道，因时以愤盈，是故可亦人之可，而有其必可，否亦人之否，而有其定否。以此而决大疑，诚于发，诚于义，则诚于功。帝王之所以张弛进退，宰天下而无嫌者，此而已矣。今且执大权以决此疑，则商臣之逆，其必讨焉，固也。乃其用以讨者，则非若前之所云讨者也。

　　义有序。序者，心之伦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疴痒之关心，固不能与中国齐也。内之国中，上之王室，下之友邦，晏然无可生其怵惕者，则当时之大愤，固莫急于商臣矣。故宋之于完颜雍，不可讨也：吾君父之仇未报而问彼之君父，则心已先乎熠矣。惟内顾之莫阙也，志暇而义充，楚非不治者也。于是而闻商臣之辜，怒盈于中，诚将其勇，愤于一往，莫之低回，僭王猾夏之罪，留以俟之他日。不幸其乱，不冀其服，致果成刘，得罪人而他无求焉。用斯以往，楚之改君以听命，有陨自天，非所望也。定而复叛，固其所也。揭日月以行，无有阴匿，而或为阳声，则志亦易获。而楚之臣子，不能操我于所挟以相挠。王者之治远人，君子之治乱贼，惟此焉耳矣。

　　用斯以往，其未可以望之晋也，明矣。内之国中有急焉，上之王室有急焉，下之友邦有急焉。晋之所急者尤多，而急不在楚。急不在楚，则恻怛愤怒之心不生。义心不生，则义道不生于心。道不生心，则诚不动物而物挠之。心不生，道不立，诚不动，物遽可遽否，徒然托于道以成其欲。幸而止焉，歆而往焉。呜呼！此大同之以纳景丧梁，万历之以救鲜疲国考，曾不如置而弗问之苟免于咎也。行止之几，吉凶之本，无他，心而已矣。心者道之权，德之流行者也。不知天德，不可与言王道。为一切之词者，弗思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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