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说·僖公三十一论十九

僖公三十一论十九

　　执狠者不可激，垂亡者不可骄，以宋之几亡而得臣之狠也，执曹伯以畀宋，宋受之而不累，受曹伯之俘，而得臣不致死于宋。由斯度之，曹之足以亡宋，而曹毁则宋存，审矣。故《春秋》目言晋侯以显其独断之精，特起变例而书曰“畀”。贱曹伯，如一物之相饷而绝之于人伦之外也。《传》曰“曹伯羸”者，其失言矣。曹羸以力而悍以心，灭天下以得志于宋，靡不为也，居间以制晋、楚之胜负，无所让也。曹伯入宋，而楚頵不敢凭其威，得臣不敢终其忿，于是而晋侯之力始坚。故所恶于遽者，不审其罪而亟加之酷也。曹峙于宋东，卫峙于宋北，而宋围急；曹伯执，卫侯奔，而宋围解。急夺其所恃，而楚之君臣先不保而斗于穴，则遽者非其暴。所恶于谋者，间天下而乱之也。置曹、卫于腹心，则以疑天下，睽齐、秦，孤宋而导楚以狂。曹伯执，卫侯奔，而中国之乱如纽散而纷皆理，则谋者非其谲。藉其不然，内患未除，归途不夷，东无以收齐，而西梗河北太行之道，将使轻车束马，争死生之命于宋城之下，是荀林父之掬指于邲也。

　　舍包藏祸心之曹、卫，抑问罪于胁从之陈、蔡、郑、许，既无以伐谋，而示拙于勍敌，亦且深入南国，无齐、宋以相援，申息之师当其前，围宋之旅当其后，曹、卫扼河而绝其归，自亡亡宋以亡天下，在此役矣。说《春秋》者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亦谓夫义正而害自远，道明而功固不可败也。执一结楚亡宋之匹夫，以伸其罪于宋，谊何有于不正，而与道相背驰乎？夫岂不利而害，无功而败者之，乃得为道谊也？以此为教，功利之士乃以诮道义之适足以亡，是与于不仁之甚，而诈力益昌矣。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非为其制楚者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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