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稗疏·从祀先公

从祀先公

　　释《经》者以《经》为主，以《传》为辅；资《传》以证《经》，不可屈《经》而就《传》。《经》言“从祀先公，盗窃宝玉大弓”，相连成文，非二事明甚。盖阳虎从定公以祀，因作乱而掠宝玉大弓以叛。“从”者，阳虎从也，不言“盗从”者，不可加盗于祀先公之上，且当其从祀，尚未为盗也。《中庸》曰：“陈其宗器。”则宝玉大弓以祀而陈，而虎因得窃之。合二句为一事，顺读之，大义自昭然矣。《传》称“禘于僖公”，《经》不言“禘”者，乱从中起，不成禘也。乃三《传》皆以为升闵于僖上，释“从”为“顺”，则当音纵，于文义殊为牵强。或其时有升闵于僖上之事，亦未可知。庐陵李氏谓逆祀为臧文仲所为，非季氏之恶，阳虎欲暴季氏之罪，不宜以此。乃三桓赐族，季氏有费，皆出于僖公，则升僖于闵，自季氏之欲，而文仲迎合之。是诎僖正以抑三桓，此不足以破三《传》之说。特《传》言“禘于僖公”，方且拟僖公于太庙，固未尝不尊崇僖公，而杜氏云“退僖公，惧于僖神”，则曲为之说。要使有此，亦鲁自从公论而厘正，非虎之假公以济奸也。胡氏据冯山之说，谓始祀昭公，尤从千载后悬为臆揣，既不言昭而言“先”，又于“从”字之义无取。《经》所书，重在窃玉弓而不在祀，言“祀”者所以见当祭而难作，为乱之大者。观下重言“得宝玉大弓”，知圣人之于宗器之得失，必详其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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