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议款

议款

　　◎筹海篇四（议款）

　　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两相牵制，幸可无事，非今日主款者之秘略乎？鸦片岁耗中国财数千万计，竭我之富，济彼之强，何以处之？则曰：“但禁内地吸食。”试问持议之人，果严禁内地吸食乎？则又曰：“宜缓不宜急，急之恐触外侮而生内变。”嗟乎！强邻恶少，日设赌博于门，诱我子弟，匮我基业，败我教化，一朝绝不与通，攻门索斗，弇可调停者曰：“姑听其仍开博场，一日赌博，一日无事，百年赌博，百年无事，我产之耗不耗，勿计也，我业之完不完，勿计也，我子弟之败类不败类，勿计也。”欲制夷患，必筹夷情，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

　　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所未有，而本朝有之。茶叶行于西洋，自康熙始，而鸦片之入中国，亦自康熙始。初准以药材上税，乾隆三十年以前，岁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至三千馀箱，始则囤积澳门，继则移于黄埔。道光初，奉旨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零丁洋者，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艘至，皆先以鸦片寄趸船，而后以货入口，始趸船不过四五艘，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可用火攻，而大吏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船，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设巡船之后，巡船水师受月规，放私入口，于是藩篱溃决。及道光十二年，始裁巡船，而积习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复设巡船，议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水师报功，而鸦片遂岁至四五万箱矣。今以道光十七年，广东与英夷贸易出入之数计之，湖丝价银六百五十九万员，茶叶价银千有四百万员，白矾、串珠、樟脑、桂皮、磁器、大黄、麝香、赤布、白糖、冰糖、雨伞，百二十二万六千员，共计英吉利船所购出广东之货，二千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员；其入口者，棉花八百二十二万员（六十七万七千石），洋米二十三万八千员（二十一万石），大呢百五十五万员，羽纱四十万员，哔叽八十万员，羽缎五万员，洋布七十万员，棉纱七十三万员（千有八百石）。水银二十三万员（二千石），锡二十九万五千员（万五千石），铅八万九千员（万四千石），铁四万八千员（万六千石），硝七万五千员（共万石），檀香、乌木、象牙、珍珠、胡椒、沙藤、槟榔、鱼翅、鱼肚、花巾、洋巾、计七十一万员，共英夷进口货千四百四十七万八千员，少于出口货价银七百馀万员。使无鸦片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馀万员，乃是岁鸦片价银反出口二千二百万员，计销鸦片四万箱，此数之确然可考者。弥利坚国，是岁出口之货，绸缎价七百五十万员，茶叶五百十九万八千员（十二万馀石），丝棉、葛布、磁器、席糖、五十七万九千员，共计千有三百二十七万七千员，入口洋货三百六十七万员（内有洋米八十六万员，洋布四十五万员，白银四十二万员，价最银），计少银九百六十万员。何以不闻补银，盖亦鸦片价内开除之数（英夷所运者，印度鸦片，弥夷所运者，都鲁机鸦片），他西洋诸国，出口入口者，约计二百万员，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员，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员，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价银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员，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综计英夷所购出之货，莫大于茶，而湖丝次之，所售入中国之货，莫大于鸦片，而棉花次之，至大黄则蒙古所需，非西洋所急，故每岁出洋大黄，不过值五万馀员（即俄罗斯市大黄归，亦仅用以染色，非用以治病，见松筠《绥服纪略》），茶叶虽西洋所盛行，而佛兰西国不甚需之，以其本国皆饮白酒，不甚饮茶，故佛兰西到粤之船较少。然前代市舶，从不闻茶叶出洋，茶叶出洋，自明季荷兰通中国始。及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自荷兰购归百斤，饮而甘之，国人饮者，岁增一岁。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万斤；雍正二年，至二十八万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万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万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万斤；嘉庆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八万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十年后，三千馀万斤。及英夷公司散后，各商自运，销茶愈广。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馀万石，共价银千有四百馀万员。又弥利坚国，道光十七年，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共茶十二万馀石）。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佛兰西茶，沿途售与各国，其到本国者无几），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惟俄罗斯由蒙古运往茶叶，岁六百四十馀万斤。是西洋之饮茶，亦犹中国人之吸鸦片，虽损益悬殊，皆始自近日。非古昔所有，故知洋钱流入内地，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至鸦片盛行以后，则绝无货价可补，而但补烟价，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漕务盐务边务，皆日困一日矣。使非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何以至是。今但归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故至今益以养痈为得计，此边患宜溯其源者一。

　　西洋互市广东者十馀国，皆散商无公司，惟英吉利有之。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散商者，各出已赀，自运自售，利害皆一人独当之，其势专而散。方其通商他国之始，造船炮，修河渠，占埠头，筑廛舍，费辄巨万，非一二商所能独任，故必众力易擎，甚至借国王赀本以图之，故非公司不为功，及通市日久，垄断他商之路，挥霍公家之帑，费愈重利愈微，国计与民生两不利，则又惩公司流弊，而听散商自为之。以中国比例，公司如广东十三家洋行，而散商则如各省赴粤之客货也；公司如淮南盐法之滚总之整轮，而散商则如票盐如散轮也。道光十三年以前，粤东贸易，一出公司，其局初立于印度，继立于广东，初议公司止设三十年，及限满而公司欲专其利，不肯散局，复以助本国兵饷为词，请再展三十年，而糜费开支，浮冒干没，且运回之货，居奇踊贵，百物滞销，国人皆不服，屡控国王，请散公局，各自贸迁，皆为大班数人把持，与通国散商为怨敌。其公司资本银三千万员，主事二十四商，首领二人，专司机密，每商捐银二千五百员以赡之。道光十年，本国会计入公帑银万有五百万员，公使费银九千万员，公欠项银七千五百万员，公司贸易无利。道光十二年，载资出本国，出印度国者，置价共三千万员，而所售回之价，仅千有六百万员，公司不如散商者六倍。故道光十三年，遂散公司之局，国王尽收帑本，任商自运，而第征其税，此粤中公司合散之情形也。方广东公司未散时，各大班恃其势大多金，凡抗衡中国官吏，皆公司大班所为，公司散则势涣易制，而卢制军莅任未久，误听洋商言，以英夷公司虽散，而粤中不可无理夷务之人，反飭令彼国派领事来粤，十四年始来者曰劳律卑，突入省河，罢市调兵而后退。十六年再至者，即义律也，祗便洋商一日之私图，岂期边疆今日之戎首？试问粤中互市，西洋十馀国，何尝有夷官驻粤？若谓英夷货多事赜，则弥利坚国每年货艘至粤之多，亦亚于英吉利，何以二百载从无桀骜？观禁烟新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至货船，亦遵例具结，而义律驶兵船阻其入口。苟当时无公司领事，则英夷各商，亦不过随同各国具结，惟恐卸货之不早，鹜利之不先，何暇抗文法，争体制？何至开兵炮，停贸易？又何至诉国王，请兵舰，连兵万里，构衅数年？故驭边在先悉夷情，公司散局，此海疆一大机会，而中国边臣失之者二。

　　禁鸦片之议有二：一内禁，一外禁。自夷船犯顺，人皆谓外禁必不可行，果必不可行乎？又以夷变归咎于缴烟，果由于缴烟乎？何以五月缴烟之后，旁徨半年而未动？何以尚肯出船货充公之结？何以尚悬购告犯之赏？何以逐出老万山外复尚有愿遵大清律乞回澳门之禀？是其激变绝不由缴烟，而由于停贸易明矣。英夷国禁浓酒小带，有佛兰西使者至其国，英夷闻其携违禁货物，因监禁其使，令禁缴出禁物，始释之，与广东之勒缴烟土何异？又英夷国律例，凡他国商携违禁货物入境者，罚其货价三倍。是即科以彼国之法，亦无可辞，其非因缴烟而由停贸易又明矣。然则不停贸易，固可免用兵，亦可禁鸦片使不来乎？曰，奚不可之有？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英夷之说曰：“若要印度人不栽波毕，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若要中国人不买鸦片，除非印度不栽波毕。中国人若以鸦片贸易，同英国讲论，英吉利国王定肯禁止贩运，即印度栽种波毕之事，亦可停止，而栽种别物，仍可得税饷贸易之利（《澳门月报》）。”又曰：“有人言情愿断止鸦片一物，别开南边港口贸易可乎？我恐未必能行（《华事夷言》）。”是外禁之事，英夷亦未尝不筹画及之，但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故上者严修武备，彼有趸船，则我能攻之，彼有夹私，应停贸易，则立停之，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自不敢尝试；次者代筹生计，使彼即停鸦片，而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则亦何乐走私之名，而不趋自然之利？请得而详之：夷烟产自印度，而销于广东，其东印度种鸦片之地，皆官地，如中国盐场置官收税，不得私煎，除鸦片地税银四百馀万员外，加以栽种时、开花时、取汁时、出口时，四次收税，又凡五百馀万员。共计孟阿腊岁税九百六十八万四千馀员。又南印度之孟迈，鸦片税亦百馀万员，除印度兵饷支用外，岁解英吉利国都者，三百馀万员，此其国最大之利薮。考康熙、乾隆中，准商船运吕宋、暹罗米入口者，每米万石，免其船货税十分之五，米五千石以上，免税十分之三，即不及五千石，亦免税十分之二，并许商人运暹米二千石以上，议叙顶戴，此二国产米，不产鸦片，有利无弊。自后港脚夷船，援例岁运印度、新嘉坡、葛留巴米入口者，不下四十万石，多以鸦片寄趸船，而以米入口，由是粤海关裁抑之，但免入口米税，不免出口货税。今与夷约，果能铲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者，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货税，则夷喜于地利之不荒，其必乐从者一；粤东出口之货，是洋行会馆，每百两抽内商三分，而三分必增诸货价，其入口之货，则每一大洋艘至黄埔，官费及引水通事使费，约需银五千员，皆在正税之外，虽不明取于鸦片，而夷则失诸彼者偿诸此，我则收其实而避其名。今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举以前此贡使所屡求，大班所屡控者，一旦如其意而豁除之，俾岁省数百，万夷必乐从者又一；彼国入口之货，莫大于湖丝茶叶，出口之费，莫大于棉花、洋米、呢羽，今中国既裁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则彼国不妨于进口之茶丝，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夷必乐从者又一；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公则服之，有不食桑葚而革鸮音者乎？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而惟外夷操切是求，纵获所求，且不可久，矧乃河溃而鱼烂，鸟惊而兽骇，尚何暇议烟禁哉？张奂之服西羌，班超之告任尚，此机会可乘，反以过急失之者三。

　　此皆未变以前事也，既变以后，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国初俄罗斯争黑龙江地，构兵连年，圣祖命荷兰寄书俄罗斯，而献城归地。喀尔喀两部争衅构兵，诏命达赖剌麻遣使往谕，而喀部来庭。缅甸不贡，闻暹罗受封而立贡；廓尔喀未降，闻英吉利助兵而即降。故款夷之事，能致其死命，使俯首求哀者上；否则联其所忌之国，居闲折服者次之。上年靖逆将军未至粤时，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讲款，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倘带违禁货物，船货充公”之语，并许退出虎门之说。夫命将出师，不过因夷之索烟价，索埠地，踞虎门，今三事皆不敢违命，是不战屈夷，亦足以征朝廷折冲千里之威，非弥利坚居间，岂能有是？而利害未能陈明，章奏未能剀切，于是而英夷要盟，又于是而英夷败盟。是冬佛兰西兵帅，复以兵艘至粤，求面见将军，密陈军事，请代款，请助兵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举，而又迟疑之，支诎之，延及半载，始令赴江宁，则英夷款议已成数日，视弥利坚原议，相去天渊，故不款于可款之时，而皆款于必不可款之时，此机会可乘不乘者四。

　　此四机者，谨其始机，则鸦片不至流毒；乘其二机，则公司不致桀骜；乘其三机，则不以罢市兴兵；乘其四机，则不致款议失体。一误再误，三误于事前，四误于事后，经此四误，而鸦片之外，禁不可行矣。今日之事非内禁不可矣。内禁之不效有三：一曰，不许告发也；二曰，不速限期也；三曰，不先黥后僇也。不许告发之故，在防诬陷。夫吸烟有瘾，贩烟有土，告不实有反坐，何患其诬？且有告发之令，则雇工邻右，人怀戒心，大厦深堂，皆无固志，虽有贪欲贪利之徒，不敢再为尝试，其必效一；限期不速者，恐死刑太多也，不知期愈宽，犯愈众。昔宋臣宗泽守汴京，承兵燹之后，百物昂价倍蓰，泽念小民所急惟食，乃枭一饼师之首，下令平价，不三日而市价尽平。夫速则枭一人而万人肃，迟则刑千百而四海玩，果不果之异也。且烟瘾有限期，贩烟有何限期？但使沿海各郡县，每城立枭贩烟之首一二人，以令下之日为始，不俟限期，风行雷厉，其必效者二；吸烟未至限期，罪不至死奈何？曰有《大清律》刺面之法在，今再下令，三月不戒者黥，黥后再三月不戒者死，以下令为始，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专司有犯必黥之事，其缙绅富户，哀求免黥者，许以金赎，不黥面而仍黥手，黥手逾期不戒，毋得再赎。如此则法易行，法必行，且在前次限期之外，岂得更议其期迫乎？此必效者三。总之，法信令必，虽枷杖足以惩奸，法不信，令不必，虽重典不足儆众，饮食不已，酿为讼师。小刑之刀锯不肃，酿为大刑之甲兵，圣人垂忧患以诏来世，岂不深哉，岂不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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