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演说|孙中山

在上海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演说

　　（1924年11月19日）

　　诸君：

　　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曹锟、吴佩孚都是主张武力统一的人。这回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所以离开西南到上海来。兄弟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虽然因种种障碍未有成就，但是对于反对曹吴的武力统一，很有计划，很有筹备。近来筹备将及成功，忽然遇到国民军推翻曹吴，我在西南所做的两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筹备反对武力的计划可以放弃；不但是放弃反对武力的计划，并且放弃西南的地盘，单骑来上海，再过几日就往北京。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至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有办法。这个办法的头一步，就要靠报界诸君鼓吹，来指导民众。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这两三年来，曹吴更想用武力来征服民众、统一中国，他们这种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败。这个失败事实发生了之后，就是我们人民讲话的极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放弃这种权利；若是我们放弃这种权利，便难怪他们武人讲话，霸占这种权利。我这次决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这个机会。至于所有的办法，已经在宣言中发表过了。大概讲起来，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说到中国人数，向来都是号称四万万，但是真正户口册总没有调查清楚。如果用的确人数做基础，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事；在短时间内办不到，便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国民若还要失去这个机会，还不讲话，便是放弃主人翁的权利，以后再没有机会便不能怪别人了。我从前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筹谋计划，反抗武力，来造成这个机会。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机会，从前的筹谋都没有用处，所以抛弃一切，亲到上海来同诸君相见。

　　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是用人民的资格，是处于国民的地位。你们报界诸君，在野指导社会，也是一样。诸君都是先觉先知，应该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尽自己的能力为国民的向导。我主张组织国民会议的团体，已经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种。这九种团体都是现在已经有了的大团体，另外没有列入的团体还是很多，譬如新闻界的团体便没有列入。现在各处新闻界的团体，内容、组织是不是完全，还要诸君仔细去调查；如果调查之后，认定是很完全，当然可以参加会议，讨论一切大问题。但是不管新闻界是不是参加会议，都负得有指导民众的责任，都要竭力宣传，令民众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国现在要和平统一的重要，以尽自己的责任。诸君此刻宣传国民会议，或者一时未能普遍传入全国民众之中，但是可以传入有知识的各种大团体，好像学会、商会、教育会以及农团、工团一样。诸君在这个时期内来讲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如果在这个机会还不讲话来推倒军阀，那末，这次北方事变便不能促成和平统一，或者要酿成大乱，也未可知。

　　我们在这个时机，要问是全国大乱的终结，还是和平统一的开始，就全靠我们国民。我们国民要想是和平统一，便应该万众一心，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加入国民会议，研究现在时局的弊病，讨论补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团体，不论他是有没有军队，不管他是属于那一界，都要照国民会议所决定的办法，服从国民会议的主张。

　　我所发表的宣言，要能够完全实行，固然需要种种筹备；但是要民众赞成国民会议，首先便要民众明白国民会议的性质和国民会议的力量。如果这个会议可以解决国家的纠纷，诸君在新闻界便应该竭力鼓吹这个会议，俾民众明白这个会议的性质、实行这个会议的办法。从前国会之所以没有用处，是由于根本上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当时只要愿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乡去运动，人民因为不知道国会的重大，便不问想做代表人的学问道德如何，便举他们做议员，成立第一次国会。从前国会因为议员的本体不好，复受外界武力的压迫，所以在当时总是不能行使职权。后来北方政府毁法，解散国会，国会更是没有用处。西南政府护法，在广州、四川召集国会，以维法统而与武力相持。前年曹吴也赞成护法，召集议员到北京开会。但是那些议员总是不组〔顾〕民利，只顾私利，到北京之后，不做别事，只要有钱，便去卖身，造成曹锟的贿选。现在全国国民对于那般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所以我才发起这个会议，要人民明白国家现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关系，用正派分子来维持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组织这个团体，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赞成，没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发起这个会议，自然要担负这个责任，对于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们赞成这个会议的主张；若是他们不赞成，我就明告于天下，说他们是以暴易暴。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要让人民来讲话。如果是帝国，才让他们去讲话。假若一天不改国号，他们一天总要听人民的话。那些有十万或者二十万兵的人，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特别伟人，只可以当作国民守门的巡捕。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那些守门的巡捕都是有枪阶级，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质上多给钱，决不能够让那些巡捕来管家事，反对主人。照道理讲，那些有大兵权的人，所有的任务就是和守门的巡捕一样，不能以为他们是有枪阶级，我们主人便放弃权利，连家中大事也让他们来管。他们这次推翻曹锟、吴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劳，我们只可以在会议之中特别设法酬谢，不能说会议的经国大事便由他们把持。他们在带兵的时候，一方面是军人，但是在不带兵的时候，一方面还是国民。用国民的资格，在会议席上本来可以讲话。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请他们直捷了当去做皇帝。带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们自己真要看作皇帝，这次会议开不成，国事还不能解决，中国还不能和平统一，那末，国家的大事只可以暂时让他们去胡行乱为。这次推翻曹吴，他们极有功劳，我们国民不讲话，他们当然可以讲话。不过他们推翻了大武人，还更有小武人发生；大武人要做皇帝，小武人当然可以称霸。所谓“大者王小者侯”，以后中国的乱事当更没有止境，国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们要现在解除国民的痛苦，以止中国的乱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团体，组织大机关，来对武人讲话，求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若是武人还执迷不悟，我们国民只可以宣布他们的横暴，等他们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总有觉悟之一日。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权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见武人不足恃。有了这回事变，一般野心家看见了，或者可以敛迹。但是要我们力争，他们才敛迹。如果目前无人力争，他们便不顾是非，为所欲为，以后的乱事便不知道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了！

　　有了这次北方事变发生之后，究竟能不能够收束？以后中国究竟是治或者是乱？究竟是和平的开始，或者是大乱的开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决定，只有开国民会议，用大家来解决之一法。若是专由武人去解决，便由他们彼此瓜分防地，争端没有止境，好比从前的督军团会议，各武人分争巡阅使一样。至于收束目前的军事，全国军队如何改编、如何遣散、如何化兵为工来开路，那都是将来会议中的条目。现在所应该注重的大纲，一共只有两点：第一点是国内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救济；第二点是中国受外国的种种压迫，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挽救。

　　就第一点说，大家常听得说中国有四万万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国科学家同宗教家对于中国人口精确的调查，前二年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去年不足三万万。在从前，各国教士同科学家调查中国人口，确有四万万。何以从前的人数有四万万多，近年便减少到三万万一千万，到去年便更形减少，连三万万的数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这十几年中便减少了一万万，在前年一年之中便减少一千多万呢？我们人口这样减少，真是可惊可怕！这样可惊可怕的事，是受什么大影响呢？依我看起来，最大的影响是受国内的变乱。以后乱是再不停止，全国人口当更要减少，推到极端，真有亡国灭种之忧。这就是民生主义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中国前途不至亡国灭种，便要赶快解决这种民生问题。中国近来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战争。在战场中死亡的人数最多不过十万，其余大多数的死亡，都是在战场附近冻死饿死，或受其他各种兵灾的影响，生活不遂而死。我们要和平统一，防止乱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问题。

　　就第二点说，是对外问题。中国从和外国通商以来，便立了许多条约，那些条约中所载的极不平等。现在中国已失去国际上的平等自由，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一般人都说是一个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国还赶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利宾是美国的殖民地，中国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讲起来，中国比较高丽、安南和菲利宾所受待遇当然好些。但事实上是怎样呢？高丽做日本的殖民地，高丽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个日本；日本做高丽的主人，所得到的权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尽的义务也不少。如果高丽有了水旱天灾，日本设尽种种方法去赈济，常常费到几百万，日本人都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至于美国之待菲利宾，不但是急时赈济灾害，平时并且费很多的人工、金钱，办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国平时要改良社会，急时要赈济水旱天灾，有什么人来尽义务呢？只有几位传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悯人的心理来救济；如果费了几十万，便到处宣传，视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丽和菲利宾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国的人，做奴隶的要得到一国主人的欢心，当然很容易。中国现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几国，如果专得英国人的欢心，美国、日本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若是专得日本和美国人的欢心，英国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正是俗话所说：“顺得姑来失嫂意。”要得到众主人的欢心，是很艰难的。

　　今日《大陆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条约神圣》。这篇论文所以发表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我在吴淞登岸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新闻记者见我说：“英国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我登岸之后，住在租界之内，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条例，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记者昨日发表了我的这言论，所以该报今日便有这篇论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条约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卖身契！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废除国际间的不平等条约，东亚有两国已经行过了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暹罗。东亚只有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就是日本、暹罗。日本、暹罗之所以能够完全独立，就是由于废除从前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废除条约，是用兵威；暹罗国小，没有大武力，废除条约，是用公理向各国力争。所以国际间强大国家束缚弱小国家的不平等条约，是可以废除的，不是不能废除的，只看我们所用废除的方法是怎么样罢了。我们常常笑高丽、安南是亡国奴，他们都只有一国的主人，做一国的亡国奴；我们和许多国家立了不平等的条约，有十几个主人，做十几国的亡国奴。最近新发生了一个俄国，自动的废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交回俄国从前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利，放弃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我们是朋友。除了俄国之外，还有德国、奥国也废除从前在中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交回一切特别权利。德国、奥国都是欧战打败了的国家。

　　那些欧战打胜了的国家，见得打败了的国家还可以放弃中国的特别权利，为什么打胜了的国家不可放弃呢？他们因为研究到这个问题，自己问良心不过，所以便主张把从前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放松一点；因为研究放松条约的办法，所以才有华盛顿会议。但是他们一面会议，主张放松条约；又一面说中国常常内乱，不能随便实行，总是口头上的主张。外人在口头上放松束缚中国的条约，不是从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义和团之后，各国联军打到北京，赶走中国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国人在北京为所欲为，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国内极文明，有许多人看到各国在中国太野蛮，太对中国不住，便出来讲公道话，主张要把英国所占的特别权利送回中国。英国政府在当时也赞成这种主张，但是又附带了一个条件，必须各国一致退回在中国所占的特别权利，然后英国才可以实行。所以英国一方面赞成那种公道的主张，又一方面使许多小国象西班牙、葡萄牙来反对，弄到结果，彼此推诿，至今不能实行。这还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国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这种动机，我们不争，他们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国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为外国人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必须要中国有力量；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那些旧约便一日不能废除。这个道理，殊不尽然。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就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那些条约便可以废除。好像最近的华盛顿会议，外国人便主张放松；从前的凯马约契，外国人也主张实行，我们中国人都是不争，都是不要。假若全国国民一致要求，这种目的一定是可以达得到的。

　　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国更是一言难尽。

　　譬如就通商而论，这本是两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进口货极多，出口货极少，进出口货总是不能抵销。据最近的海关报告，进口货要超过出口货五万万，这就是中国损失了五万万，换言之，就是中国由于通商，每年对于外国要进贡五万万。就我们所住的租界而论，租界是什么人的主权呢？都是归外国人管理的。中国人住在租界之内，每日纳税、买货以及缴种种保护费，又是多少钱呢？再就货物在中国内地销行的情形而论，外国货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再运入内地，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厘金；抽过了百分之七点五之后的外国货物，无论运到什么地方去卖，都不必再抽税，都可以畅销。如果有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到四川重庆去卖，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以后经过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沙市、宜昌、夔府等处，总有十多处厘金关卡，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抽一次的厘金。总算起来，经过这些关卡，商家该当纳多少税呢？中国商人因为要免除这种重税，所以许多商人便请一个外国人出面运货，说是外国的货物，每批货物只抽百分之七〈点〉五的税便可以了事。中国商人请外国人保护货物的这种举动，好比是请保镳一样。外国压迫中国，除利用经济势力来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种种方法，间接来吸收中国人的钱。不过中国最大批的损失，还是进口货的五万万。我们受这样大的损失，在外国人美其名说是通商；就事实上论起来，何异强夺豪取！

　　更就洋布洋纱而论，当欧战的时候，本是中国商人最赚钱的生意，当时之所以赚钱，是由于洋货不能入口，没有洋货来竞争。我这次进吴淞口的时候，沿途看见纱厂布厂的烟筒，多是不出烟，我便奇怪起来，问那些由上海来接我的人。他们都说那些工厂在这几年中极亏本，早已停工。亏本的原因，是由于和洋纱洋布相竞争，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纱都不能赚钱。当这个时候，假若海关是归我们中国人管理，我们便可以把进口的洋布洋纱抽重税；如果在中国所织的布每匹是值五元的，我们加抽洋布的税，便要弄到他每匹的价钱要高过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国布的价钱一样，然后中国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竞争。这种抽税的方法，是保护税法，是用来保护本国货物的。中国现在因为受国外压迫，不能行这种保护税法，所以上海纺出来的纱、织出来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纱相竞争，便要亏本，纱厂便因此停工。工厂停工，工人自然是失业。当布纱生意极盛的时代，这种工厂在上海之内的工人至少有十万人，这十万人现在因为停工失业，谋生无路，总有多少是饿死的。那些饿死的工人，就是间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和国际经济压迫的影响。

　　中国当革命之初，外国人不知道内情，以为中国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轻视，所以赞成中国统一。后来查得内情，知道中国的官僚军阀都是爱钱，不顾国家，所以便帮助军阀，借钱给军阀。军阀有了多钱，于是摧残民气，无恶不作。像袁世凯借到了大批外债，便杀革命党，做皇帝。吴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债，便专用武力，压服民众。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以后，退到天津，本是穷途末路，国民军本可以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我说这些话，不是空造的，的确是有证据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几个月某国人在香港的言论，大吹特吹，说“陈廉伯是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发生”。他们总是在新闻纸上挑战，要商团打政府，说商团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马上实行共产。最近更助陈廉伯在香港发行两百万元的债票，由他们的银行担保。像这种种举动，无非要延长中国内乱，他们才可以从中取利。像这样的帝国主义还不打倒，不但在北帮助吴佩孚，在南帮助陈廉伯，就是吴佩孚、陈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帮助，中国的祸乱便永远没有止境。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后，以为中国很野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陈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吴佩孚。

　　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要打破的〔这〕帝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了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往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中国以后之能不能够统一，能不能够和平统一，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成。所以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得成，得一个圆满结果，真是和平统一，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义便可以实行，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造成了这种国家，就是全国人民子子孙孙万世的幸福。我因为要担负这种责任，所以才主张国民会议。我今天招待诸位新闻记者，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请诸君分担这个责任，来赞成国民会议，鼓吹国民会议。

　　【注】

　　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孙中山北上途中，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上海，十九日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招待新闻记者，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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