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孙中山

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诸君：

　　今日商团和警察在此联欢，这是一个很好的盛会。本来商团和警察的责任是维持治安的，是维持广州市的治安的。商团和警察都住在广州市，广州市的治安怎样可以维持呢？商团和警察用什么方法去维持呢？商团和警察所能维持的治安，是一部分的治安，是防备宵小的治安；如果国家全体，不能太平，不能治安，商团和警察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维持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呢？商团和警察既然有维持广州市地方治安责任，就要知道广州市处中华民国之内是什么地位。我们要希望全国的治安可以维持，然后一部分的地方治安才可以维持；如果全国的治安不能维持，那么一部分的地方治安也是不能维持。广州市在中华民国之内，从前不过二十二行省的一个省会，但今日广州市的地位便和从前大不相同。我们要知道是怎样不同，便要知道现在是中华民国的什么时候，和中华民国是怎么样成立。中华民国之成立，是由于十三年前武昌起义；武昌之所以起义，是为革命，是要推倒满清，创造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成立至今，虽然有了十三年，全国还是四分五裂，大乱不已，这便是中华民国还没有创造成功。

　　大家自己都承认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总没有一个人肯表示是大清帝国的遗民。我可以说大家有九成九都不承认是大清帝国的人，都肯承认是中华民国的人。大家既然承认是民国的人，便要知道什么是民国，便要知道中华民国和大清帝国有什么分别。诸君的年岁大概都在二十岁以上，十三年以前的事自然记得很清楚。用中华民国和大清帝国来比较，中华民国是怎样造成的，大家自然记得，是用革命手段把清朝推翻、满帝消灭来造成的。今日既是民国，顾名思义，大家便应该知道，何以叫做民国呢？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好比做生意，帝国是东家生意，民国是公司生意。公司生意赚了钱，股东都有份；东家生意赚了钱，只有一个人享受。所以从前清朝是家天下，现在民国是公天下。这便是民国和帝国的分别。民国已经过了十三年，大家应该明白这种分别。

　　现在民国的景象，还是在分裂之中，到处都有战事，这十三年以来没有一年可以得太平。为什么到了民国不能太平呢？是不是民国不如帝国呢？如果民国真是不如帝国，大家又何以要承认是民国的人，以做民国的国民为光荣，以做帝国的子民为耻辱呢？论起道理来，民国比帝国公道得多，民国的国民比帝国的子民光荣得多。我们中华民国是否成立了呢？本来满清帝国已经推翻，中华民国的招牌已经挂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人民有没有享到民国的幸福呢？实在的说，人民简直还没有享到民国的幸福，国家还是在变乱的时代，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日受苦痛。何以到了民国，反有变乱，人民反受痛苦呢？反对民国的人，心理上以为民国不如帝国，现在不如清朝，所以人民在民国所受的痛苦便要比清朝多。殊不知人民在民国，无形中的地位很高。民国是大家都有份的，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便是中华民国的主人翁，再不和清朝一样，要做官吏的奴隶。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所以大家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因为国家没有方法可以统一，所以全国便大乱不已，灾害频至，祸患没有止境。是否人民应该受这种种痛苦呢？诸君想想，大凡一种灾害，一种痛苦，当中必有一个原因。现在民国灾患祸害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老官僚、武人，还没有肃清。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来。像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和北京的总统、总长，都是小皇帝。那些武人官僚都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只知道做官，他们的思想纯粹是做皇帝的旧思想。他们有了兵，便胡行乱为。像袁世凯，拥兵最多，便自己称皇帝。如果拥兵较少的，虽然不敢自己做皇帝，只要有了三五千兵，便想反叛民国，恢复旧制度。那些恢复旧制度的行为，就是实行专制，就是专制时代小皇帝的行为。所以说到民国以来，我们革命党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还没有推翻，故民国徒有民国之名，仍受专制之实。这个毛病是在中国革命不彻底，不能像俄国一样，不能把那旧皇室的官僚武人一概肃清。俄国这次革命经过了六年，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他们的人民有希望可以享幸福。我们的人民，究竟不知道何时才能享幸福。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革命功夫还没有做妥当，还没有做完全。好像我们想拆一间旧屋，另外做一间新屋，旧屋的瓦盖围墙都已经推倒了，但是由旧屋留下来的砖瓦木石还堆积在原地方，没有完全扫清，所以想做新屋，便无从下手，这便是中国今日的景象。此刻人民处此景象，受无屋可住的痛苦。诸君想想，是何人的责任呢？大家都知道民国是革命党造成的，是由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以后，便有民国。在武昌起义以前，广州也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起义，牺牲了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试想起义的时候，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牺牲精神是怎么样大呢！因为他们在当时有那样大的决心和那样大的勇气，故以后的志士便前仆后起，和满人奋斗，推翻满清。但是满清虽然推翻，由他留下来的馀毒，还没有肃清。革命党本来不能辞这个责任；但是民国是全体国民都有份的，民国成立以后，人民对于国事，都不知道自己去治，自己去理。因为大家都不理，所以那些小皇帝便乘隙而入，每日招兵买马来霸占民国，弄到真正的民国至今还无从建设。我们要建设成真正民国，诸君也是国民的一份子，应该要担负这个责任。

　　诸君是广州市的商团，知道民国十三年以来，广州是处何等地位呢？广州在这十三年之内当然比清朝不同，今年的广州当然比从前的广州更不同。再过几日，我们便要在广州开一个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要在广州开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呢？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要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中华民国虽然经过了十三年，但是从前都没有建设好，这次在广州来开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便是想筹备一个新方法，再来建设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这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大希望，广州历史上的大光荣。用广州和武昌比较，可说武昌是创造中华民国开始的地方，广州是建设中华民国成功的地方。

　　诸君是商团，今天同警察在一处联欢。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机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今天商团同警察是正式见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结合的第一日。诸君在革命政府之地，彼此应该开诚相见。革命党现在用广州做策源地，从新建设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必要同力合作。故广州市的人民必要同政府合作，同心协力，先把广州市的政府建设起来。这个责任当然是要诸君担负的。从今以后，商团和警察能不能够永久合作呢？有什么条件可以做得到呢？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个条件：第一条是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第二条是要诸君信仰革命能够最后成功。有此二条件，才可以永久结合。如果不然，便是今日一时的结合，不是永久的结合。

　　何以要诸君信仰革命到底能够成功呢？要诸君信仰，便是要诸君有决心。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专制，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革命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如果陈炯明再打回广州，试问商团诸君将何以自处呢？就以往的历史说，我想诸君一定是把从前的旧文章再抄他一次，还是要守中立。今天人民与政府结合之后，便不可再守中立。所以第二条件要诸君有决心，要请诸君对于革命有信仰。

　　革命事业，不但是在中华民国一定成功，就是无论在那一国，只要革命发生以后，纵然一时不能成功，或者失败几十次、几十年——法国有八十年，美国有八年，俄国有六年——，革命到最后总是成功。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来，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人类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进步。人类的思想，总是望进步的。要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所以我们要人类和国家进步，便不能不革命。要诸君信仰革命，能得最后的成功。外国的历史刚才已经讲过了。讲到中国历史，革命也没有不成功的。像汤武革命，人人都说他们是“顺乎天应乎人”，当然是成功。不过我们中国的革命，多半是英雄崛起，成功之后便做皇帝，施行政治，代代相传都是专制。成功的幸福是皇帝一个人独享，人民总是痛苦。我们今日的革命是建设民国，成功之后是请诸君来做民国的主人翁，做公司的股东。所以这次革命，可说是推翻专制，去替诸君谋幸福。诸君对于这种善举，一定要有信仰，有了信仰，便不必存成败之见。我们的革命，不是这一次可以决计必成的，或者广州政府明日便被陈炯明推翻，也未可知。那么诸君要究竟如何信仰呢？是要相信我们革命纵然一时失败，还是可以卷土重来，相信我们革命最后一定成功。

　　第一条件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先要诸君明白革命是一件什么事。简单的说，革命是救国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灾害、为自己谋幸福的事，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事。这个道理便是革命道理，这个革命的道理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从前专制，是以人民为奴隶，现在觉悟了，知道大家都是人，大家应该平等，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明白这个道理，便知道用革命来求平等，是大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不专是革命党的事。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革命的事。明白此理，以后便不可再守中立。

　　从前为什么守中立呢？在诸君的眼光，或者是怕人缴枪，如果守中立，便可保守那几枝枪，避祸求福。依我看起来，若是守中立，便不能避祸求福。譬如这次滇军仗义执言来打陈炯明，为国讨贼，滇军各将领都有革命思想，到广州来是吊民伐罪，和人民表同情的。假若当时诸君同滇军合作，订一个条约，不许客军入境，诸君担任肃清广州市内陈炯明的乱党，要滇军前进，肃清东江，我想滇军决不至入广州市。那么，现在广州应该是什么景象呢？如果滇军不入广州，广州各商家没有军队的骚扰，便很治安。但是你们商团一定要守中立，不敢打陈炯明。我是一定要打陈炯明的。所以滇军便入城，别种散军也随之而入。后来又有陈炯明的叛军去投降滇军，当中许多坏人教滇军卖烟开赌，所以弄成今日的广州乌烟瘴气。推究此中原因，商团不能辞其责任。诸君毫没有宗旨，兵来从兵，贼来从贼，现在所受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此后商团和警察要守望相助，同心协力来维持广州治安，便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信仰革命最后一定成功。

　　我们的胜败是常事。去年失败，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败，明年可以成功；一年两年失败，十年百年总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类的觉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块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在中途的时候，试问诸君有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像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断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奋斗，我总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诸君现在不必问我这次革命能不能成功，我要问诸君：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诸赞〔君〕要有明白的答复。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成功；少数人赞成革命，自然难得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成功与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诸君是人民，当然要担负这个责任。自今日起，我希望政府和人民始终同力合作，广州市的人民都来赞成革命！

　　【注】

　　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据《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连载的《大元帅对广州市商团及警察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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