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2)

民生主义第二讲(2)

　　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必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同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我们国民党在中国所占的地位、所处的时机，要解决民生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不是一种玄妙理想，不是一种空洞学问，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不是外国所独有的，就是中国也是有的。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科学上最初发明的许多学理，一百种之中有九十九种是不能够实行的，能够实行的学理不过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学理去定办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解决社会问题，一定是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

　　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过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弄到大家平均，都没有大贫，要用什么方法呢？大概社会变化和资本发达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后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资本家。地主之产生，是由于封建制度。欧洲现在还没有脱离封建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便已经打破了。当封建制度的时候，有地的贵族便是富人，没有地的人便是贫民。中国到今日脱离封建制度虽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发达，今日的社会情形还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会情形一样。中国到今日，虽然没有大地主，还有小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

　　不过，近来欧美的经济潮流一天一天的侵进来了，各种制度都是在变动，所受的头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土地问题。比方现在广州市的土地在开辟了马路之后，长堤的地价，和二十年以前的地价相差是有多少呢？又像上海黄浦滩的地价，比较八十年以前的地价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说相差一万倍。就是从前的土地大概一块钱可以买一方丈，现在的一方丈便要卖一万块钱，好像上海黄浦滩的土地现在每亩要值几十万，广州长堤的土地现在每亩要值十几万。所以中国土地先受欧美经济的影响，地主便变成了富翁，和欧美的资本家一样了。经济发达、土地受影响的这种变动，不独中国为然，从前各国也有这种事实。不过各国初时不大注意，没有去理会，后来变动越大才去理会，便不容易改动，所谓积重难返了。我们国民党对于中国这种地价的影响，思患预防，所以要想方法来解决。

　　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社会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有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糊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实，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

　　又像我们用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劳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工商业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至于中国社会问题，现在到了什么情形呢？一般研究社会问题和提倡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所有的这种思想学说，都是从欧美得来的。所以讲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除了欧美各国所主张的和平办法和马克思的激烈办法以外，也没有别的新发明。此刻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所以一讲到社会问题，多数的青年便赞成共产党，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

　　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于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不知道我们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都是赞成三民主义互相结合。在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譬如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满。在进会的时候，我要他们宣誓，本是赞成三民主义；但是他们本人的心理，许多都是注意在民族主义，要推翻清朝，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就他们宣誓的目的，本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同时又赞成中国人来做皇帝，这不是反对民权主义吗？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住做去，没有别样枝节。所以他们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当时都没有过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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