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诗论_梦远书城

诗论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夫圣人之为经，惟其于《礼》、《春秋》，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礼》、《春秋》之严矣。而况乎《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今《诗》之传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惟鸠居之”；“喓々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以劳矣。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靁》，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靁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以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作时之事，则夫《诗》之义，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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