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三集卷八杂说九首

三集卷八杂说九首

　　【易说三首】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谓道，何谓性，请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者，性之异名也；性之所寓也。道无所不在，其在人为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乐，特未有以发耳。及其与物接，而后喜怒哀乐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节者，皆善也。所谓一阴一阳者，犹曰一喜一怒云尔，言阴阳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为天地，敛而为人。言其散而为天地，则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其敛而为人，则曰“成之者性”，其实一也。得之于心，近自四支百骸，远至天地万物，皆吾有也。一阴一阳，自其远者言之耳。“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数也？曰：一气判而为天地，分而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数，虽圣人不能加损也。及文王重《易》，将以揲蓍，则取其数以为著数，曰大衍之数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数，而取其五十云尔，用于揲蓍则可，而非天地行之全数也。故继之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中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数，古之圣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参阴阳，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蓍数之所及也。及子瞻论《易》，乃以蓍数之故而损天地五行之全数以合之。为之说曰：“大衍之数五十者，五不特数，以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则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则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见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见于四时，而土不特见。”“故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夫五行迭用于四时，其不特见者均也。谓士不特见，此野人之说也。今谓五行之数止于五十，是天五为虚语、天数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数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数，既不得特见，而其成数又以水火木金当之，是土卒无生成数也。使土无生成数，同天地之数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数，人之所不与也。今也欲取则取，欲去则去，是以意命五行也。盖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于下，天运于上，则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则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阴阳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论，非臆说也。且十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赖以成，而土之赖于四行者少，其实可视而知，不可诬也。今将求合蓍数而黜土，其为说疏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常简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顺，皆其财之自然也。譬如鸟之能飞，鱼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济天下之险，坤以其顺济天下之阻，皆有余矣。然而或亦不济，如鸟之能飞而困于弋，鱼之能游而毙于网，健顺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险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强弱，有远近，有高下，有好恶，有向背，有取舍，此争之端而险阻之所出也。方其不争，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顺，无不济也。遇其方争，健能胜之，顺能说之，尚可也。不能胜，不能说，而险阻作矣。然则何为而可？《易》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健而无心者，其德易，其形确然；顺而无心者，其德简，其形隤然。易简积于中，而确然隤然者著于外，吾信之，物安之，虽险阻在前而无不知，知之至同涣然冰释，无能为矣。此则易简之功，而非健顺之所及也。《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则吾何为哉？亦位于其中而已矣。

　　【洪范五事说一首】

　　昔禹观《洛书》而得九畴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畴之源本也。汉刘向父子始采诸儒之说而作《五行传》。其论五事，失其实者过半，后世因之。予以为不然，乃为之说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后，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后，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为先后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声气继之；形气具，而视听继之。形气、视听具，而喜怒哀乐之变至；喜怒哀乐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乐之未至，则无思也，无为也。无思无为则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为貌，声气为言，且为视，耳为听，心为思，此五事之所以为先后也。畜为五藏，发为五事，以应五行。故脾之发为貌，而主土；肺之发为言，而主金；肝之发为视，而主木；肾之发为听，而主水；心之发为思，而主火。自黄帝以来，知医者言之详矣。舍此则无以治病，无以生杀人也。汉儒之说，以言为金，以听为水，则亦既得之矣。至于以貌为木，以视为火，以思为土，则不可。何以言之？土之为物，形色先具，而水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实为脾。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土之属而脾之余也。此佛之所谓地大者也。其于人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肃，肃则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则能胜水，故其休徵时雨。肃之反为狂，狂则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则不能胜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于人，气之所从出入也。方其有气而未声，则无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气至于有声，声成言，言出而物从之矣。故言之德从，从之至乂。《语》曰：“出辞气斯远鄙悖矣。”《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言之能乂，如旸之能晞，出而物莫之违也。物之有声者，莫如金，故言主金，乂则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时旸。乂之反为僭，僭则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旸。物之能视者，有待于日，日入则视无以致其用。及其升于东方，然后视者皆明。木位于东，而日之所从见也。故视主于木，而木为肝，视之德明，明之至皙。皙则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时燠。皙之反为豫，豫则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于外者也，耳纳聪于内者。明施于外则为燠，聪纳于内则为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无所不容，故其德聪。聪之至则谋，谋则水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时寒。谋之反为急，急则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虚而应物者也，火无形而离于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无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及其至也，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于无思。则复于性矣。复于性，则出于五事之表，此圣人所以参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圣。其功行于万物，无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风亦然。《易》曰：“自火出家人。”圣则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时风。圣之反为蒙，蒙则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徽常风。此五者《洛书》之本说，与黄帝之遗书合，医者由之，至于今不变。而汉之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诗病五事】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汉高帝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土兮守四方？”高帝岂以文字而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发于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诗反之曰：“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老杜赠白诗有“细论文”之句，谓此类也哉。《大雅·绵》九章，初诵太王迁豳，建都邑、营宫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始及昆夷之怨，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贼时，有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诗人咏歌文武征伐之事，其于克密曰：“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其于克崇曰：“崇墉言言，临冲闲闲。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其于克商曰：“维师尚父，时惟鹰扬。谅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极于此矣。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肋。次及其徒，体号柱。末乃取辟，骇汗如泻。挥马纷纭，争切脍脯。”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卒，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圣人之御天下，非无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而已。非无巨室也，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矣。鲁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则至于失国。汉景帝患诸侯之强，制之不以道，削夺吴楚，以致七国之变，竭天下之力，仅能胜之。由此观之，大邦、巨室，非为国之患，患无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乱，法制明具，州郡无藩镇之强，公卿无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见于今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其诗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以媮，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吕惠卿继之，作手实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于官，民知其有夺取之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朝廷觉其不可，中止不行，仅乃免于乱。然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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