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卷四十三御史中丞论时事十二首

卷四十三御史中丞论时事十二首

　　乞举御史札子

　　臣以空疏备位执法，当得僚佐，以助不逮。窃见两院御史见止三人，而两人辞免未入，不独言者寡少，于朝廷得失有所不尽。而六察所治，事务至烦，力有不及，则百司怠废。顷者员缺不补，动经岁月，众论莫不疑怪。臣窃见唐制，台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敕命虽行，皆拒而不纳。至本朝虽稍损其旧，然亦必令本台与两制分举，而人主自择其可者用之，初无执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难，非独今日，故自唐太宗以来，兼设监察里行，以待资浅之士。而祖宗旧制，亦许用京朝官知县以上，立法稍宽，易于应格。近日举法，须得实历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于今。而独于言事官，重为艰阻，实未允当。臣顷在内外制，见每有诏下，同列相视，患无合格可举之人，所举既上，又多不用。却于前任台官中，推择任使，虽云旧人，不免出自执政所可，殊失祖宗博举之意。臣今欲乞并诏本台及两制，依放旧制，举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县，〈通判以上及知县，人所举各半。〉从圣意选择，补足见阙。仍依旧置监察里行。所贵祖宗选任台官旧法不至隳坏，而纲纪之地易于得人，亦免遗旷。取进止。

　　荐吕陶吴安诗札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马康久病，谏官阙人，乞早赐选择除授。寻奉圣旨，只为难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难莫如已试之验。窃见前左司谏吕陶、右司谏吴安诗，昔任言责，知无不言，虽各曾罢去，并不缘过恶。同时台谏已斥复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韩维不公，韩氏党与强盛，为众所疾。安诗以言王谠进用不当，谠连姻权势，无由复进。质之公议，皆谓不平。若蒙圣恩还付旧职，俾得尽心图报，必有可观。方今台谏并阙，臣虽备位执法，才短无助，深恐言职旷弛，无补圣明。谨采众论，冒昧尘献，乞更加采察，特赐录用，不胜幸甚。取进止。

　　乞罢熙河修质孤胜如等寨札子

　　臣伏见西夏轻狡，屡臣屡叛，为患莫测。昨与延安商量地界，迁延不决，舍归本国，招之不至。边人之议，始谓地界自此不可复议，而坤成贺使，亦当不至矣。今者天诱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复议如故，方其未遽告绝，招怀之计犹可复施，此实中国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虑，不于今日穷究端由，窒其衅隙，必俟边患既起，而后图之，则无及矣。臣闻熙河近日创修质孤、胜如二堡，侵夺夏人御庄良田，又于兰州以北过河二十里，议筑堡寨，以广斥候。夏人因此猜贰，不受约束，其怨毒边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见矣。徒以岁赐至厚，和市至优，是以勉修臣节，其实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岂肯帖然不作过哉。何者，中国既失大信，则夷狄不可复责故也。臣窃惟朝廷之于西夏，弃捐金币，割裂疆土，一无所爱者，累年于兹矣。而熙河帅臣与其将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觊功赏以害国事，深可疾也。顷年熙河筑西关城，声言次筑龛谷。鬼章疑惧，遂举大兵攻扰，一路疮痍，至今未复。今既城质孤、胜如，其势必及龛谷。夏人惊疑，正与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则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兰州之为患，所从来远矣。昔先帝分遣诸将入界，李宪当取灵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责。自是以来，筑城聚兵，完械积粟，劳费天下，动以千万为计。议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讲求遗利，以为金城本汉屯田旧地。田极膏腴，水可灌溉，不患无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无堡障。凡西关、龛谷、质孤、胜如，与过河筑城，皆所以为堡障也。从来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为夏人所杀，况于筑堡，致寇无疑。而朝廷恬不为怪，坐视边衅之启，深可惜也。夫兰州不耕，信为遗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则其为患，比之不耕兰州，何翅百倍！故臣以为朝廷当权利害之轻重，有所取舍。况兰州顷自边患稍息，物价渐平，比之用兵之时，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劳费，磨以岁月，徐观间隙，俟夏人微弱，决不敢争，乃议修筑。如此施行，似为得策。臣不知边臣何苦而为此匆匆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名将也，以为顿兵坚城，费士数万，然后可图，恐所得不酬所失，请厉兵马待衅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后帝使哥舒翰攻拔之，虽开屯田，获军实，不为无补，而士卒死亡略尽，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为深戒。此则今日之龟鉴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复叛，用兵之后，不免招来，其为劳耻，必甚今日。敌人强梁则畏之，敌人柔伏则陵之，恐非大国之体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进止。
　　贴黄：臣闻朝廷欲遣孙路以点检弓箭手为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观孙路昔在熙河，随李宪等造作边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习前事，不以夏人逆顺利害为心，而妄图兰州小利，以失国家大计。伏乞明赐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别致夏人失和，劳民蠹国，罪在不赦。
　　荐林豫札子

　　臣窃见天下久安，士久不试，才者无以自见，缓急之际，朝廷不知所用。昔汉丞相王嘉，忧世乏人，尝上书言：“前苏令起为盗，欲遣大夫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蓄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窃位，以为侍从近臣，诚及今闲暇各举所知，朝廷得以稍加优异，则缓急宜有所补。臣窃见右通直郎林豫，吏干强敏，长于应变，所至可纪。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选捕获尤溪强劫贼二十四人，蒙恩转三官；次任签书亳州判官，复以选捕楚州涟水群盗，又获三十八人，累减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观其措置中，颇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试用，宜有可观。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随例注授，碌碌于外，异日欲有使令，不若素养之为善也。臣不胜区区，采择众善以补万一。取进止。

　　乞分别邪正札子

　　臣窃见元祐以来，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无聚敛之怨，天下虽未大治，而经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为非者。惟奸邪失职居外，日夜窥伺便利，规求复进，不免百端游说，动摇贵近。臣愚窃深忧之。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遂使忠邪杂进于朝，以示广大无所不容之意，则冰炭同处，必至交争，薰莸共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

　　昔圣人作《易》，内阳外阴，内君子外小人，则谓之“泰”；内阴外阳，内小人外君子，则谓之“否”。盖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当置之于外，每加安存，使无失其所，不至忿恨无聊，谋害君子，则泰卦之本意出。昔东晋桓温之乱，诸桓亲党，布满中外。及温死，谢安代之为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无怨，江左遂安。故晋史称安有经远无竞之美。然臣窃谓谢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尝引之于内，与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置诸朝，人怀异心，各欲自行其志，则谢安将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顷者一二大臣，专务含养小人，为自便之计。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确、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众。及确、恕被罪，有司惩前之失，凡在内臣僚，例蒙摧沮。卢秉、何正臣，皆身为待制，而明堂荐子，止得选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职，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异同，为朝廷敛怨，此二者皆过矣。故臣以为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常使彼此如一，无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计也。

　　近者朝廷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而台谏杂然进言，指为邪党，以谓小人必由此汇进。臣尝论温伯之为人，粗有文艺，无他大恶，但性本柔弱，委曲从人。方王圭、蔡确用事，则颐指如意；及司马光、吕公著当国，亦脂韦其间。若以其左右附丽，无所损益，遇便流转，缓急不可保，信诚不为过也。若谓其怀挟奸诈，能首为乱阶，则甚矣，盖台谏之言温伯则过，至为朝廷远虑，则未为过也。故臣愿陛下谨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弥坚，慎用左右之近臣，毋杂邪正。至于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无自而生，爱戴以忘其死，则垂拱无为，安意为善，愈久而愈无患矣。臣不胜区区，博采公议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谕大臣，共敦斯义，勿谓不预改更之政，辄怀异同之心，如此而后朝廷安矣。取进止。

　　论执政生事札子

　　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妥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臣窃见近者执政进拟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书舍人不肯撰词，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全台、两省谏议，皆力言其不可，议论汹汹，经月不定，而执政之意确然不回。温伯既仍旧就职，而言者并获美迁，质之公议，皆不晓其故。若谓执政诚是耶，则给舍台谏并系所选，岂其皆非。若以论者诚非耶，则不加黜责，并获优宠，进退无据。是以公议皆谓朝廷自知其非，但重于改作而已。今者谤议未息，又复进拟礼部侍郎陆佃、兵部侍郎赵彦若权本部尚书。中书舍人二人复相次封还陆佃之命。臣窃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务势须必行者也。上既不出于人主，下又不起于有司，皆由执政出意用人，致此纷争。内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厌于烦言，焦劳弥月，下则侍从要司，失其旧职，纲纪废坏。至于赏罚颠倒，顷所未闻。臣不知为政如此，得为镇妥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顷者诸曹侍郎缺人，朝廷始擢用诸卿监为权侍郎，盖以不权侍郎，则本曹公事缺官发遣。如礼、兵诸部，事至简少，虽无侍郎，但责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复权尚书，此何说也。若谓侍郎久次当迁尚书，臣不知尚书久次当遂迁执政乎。此则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之意也。臣待罪执法，窃虑圣意未经究察，但见执政历诋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群臣无由自明，今后更有如此等事，无敢守法，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区区献言，不觉烦渎，罪当万死。取进止。

　　论言事不当乞明行黜降札子

　　臣闻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故祖宗朝凡任台谏，言而见听，则居职，言而不用，则黜罢。理之必至，前后悉然。惟有去年台谏论回河不当，言既不从，而言者皆获美迁。今年复论邓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并进职。虽人臣迫于朝命，黾勉就位，而中外观望，不知曲直所在，为损不细。诚使朝廷偶有过举，闻善而改，适足以增开纳之光，其或言者论事不当，据法罢免，亦足以示进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进擢，朝廷则负讳过便私之毁，臣下则被苟简怀禄之非。风俗渐成，士节陵替，载之史册，不为美事。臣今待罪执法，才力疲软，何能发明。然在职思忧，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赐主张，行之无吝。一有不当，亦乞明加流窜，以惩妄言。惟乞勿为隐忍包含之计，使臣主俱受其谤，不胜幸甚。取进止。

　　再论分别邪正札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进呈札子，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因复口陈其详，以渎天听。窃观圣意，类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

　　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论为邦，则曰：“放郑声，远佞人。”子夏论舜之德则曰：“举皋陶，不仁者远。”论汤之德则曰：“举伊尹，不仁者远。”诸葛亮戒其君则曰：“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凡典册所载，如此之类不可胜纪。至于《周易》所论，尤为详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后》，二阴在下，其卦为《遁》，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复。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札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昔先皇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仿佛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欣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踧躇，若无所措，朝廷虽不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

　　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晞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不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其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

　　《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故臣愿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迹可见之为善也。臣受恩深重，辄敢先事献言，罪合万死。

　　再论熙河边事札子

　　臣近以熙河帅臣范育与其将吏种谊、种朴等，妄兴边事，东侵夏国，西挑青唐，二难并起，衅故莫测，乞行责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别具论奏。臣窃复思念熙河边衅，本由谊、朴狂妄，觊幸功赏。今育虽已去，而谊、朴犹在，新除帅臣叶康直，又复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观望朝廷，为谊、朴所使。若不并行移降，则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论议，亦自不一。臣请详陈本末，而陛下察之。

　　昔先帝始开熙河，本无兰州，初不为患。及李宪违命，创筑此城。因言若无兰州，熙河决不可守。自取兰州，又已十余年。今日欲筑质孤、胜如，以侵夏国良田，遂言若无质孤、胜如，兰州亦不可守。展转生事，类皆浮言。盖以边防无事，将吏安闲，若不妄说事端，无以邀求爵赏。此则边人之常态，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试加诘问，理则自穷。何者，二寨广狭几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袭，其势必难保全。既克二城，乘胜以击兰州，则兰州之危何异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实，而轻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国若因此不顺，外修朝贡，以收赐予之利，内实作过，以收卤获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偿。此臣所谓质孤、胜如决不可城者，由此故也。

　　昔先帝绥御西蕃。董毡老而无子。赵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尝遣苗履多持金币以醇忠见之。是时圣意盖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毡昏病，遂为阿里骨所杀。阿里骨本董毡之家奴，先乱其家，次取其国。董毡之臣，如鬼章，温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实一时之机会也。是时朝廷若因机投隙，遣将出兵，拥纳醇忠，则不世之功庶几可立。而一时大臣不知出此，递以旄钺宠绥篡夺之臣，使得假中国爵命之重，以役属蕃部。臣主之势，由此而坚。然自是以来，颇亦外修臣节，未显背畔之迹。而育等欲于此时复举前策，盖已疏矣。昔曹公既克张鲁，刘晔言于公曰：“公既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也。诚因其倾而压之，蜀可传檄而定。若少缓之，蜀人既定，据险守要，不可犯矣。”公不从，居七日，闻蜀中震动，公以问晔。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夫机会一失，七日之间，遂不可为。今乃于数年之后，追行前计，亦足以见其暗于事机而不达兵势矣。

　　臣闻种谔昔在先朝以轻脱诈诞，多败少成，尝为先帝所薄。今谊、朴为人，与谔无异。谊于顷岁偶以劲兵掩获鬼章，以此自负。而西蕃惩于无备，久作提防，亦无可乘之势。况育自到任，屡陈此计。咫尺蕃界，谁则不知。臣谓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忧矣。兼闻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数以千计，纳之则本无朝旨，未有住坐之处，却之则于彼为畔，必被屠戮之苦。据此专擅，罪名不轻。臣不晓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并行责降，臣恐朝廷之忧，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结连夏人，同病相恤，更出盗边，羽书交驰，胜负未决。当此之时，大臣相顾，不敢任责，而使圣君、圣母忧劳于帷幄之中，虽食主议者之肉，复何益乎？臣所谓阿里骨决不可取者，由此故也。

　　凡此二事，皆国家安危、边民性命所系，祸机之发，间不旋踵。故臣愿陛下蚤发英断，黜此三人。外则使异域知此狂谋本非圣意，易以招怀。内则使边臣知赏罚尚存，不敢妄作。此当今所宜速行者也。

　　然臣尚谓熙河遭此破坏，彼此相疑，却欲招纳，令就平帖，非得良帅，未易可也。臣观叶康直之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顷缘权贵所荐，节制秦凤。秦凤边面至狭，号为无事，而康直于前年冬，无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国大兵压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惧，不敢兴功，妄以地冻请于朝廷。役既不成，寇兵乃去。既无将帅靖重之略，而当熙河摇动之秋，臣恐陛下西顾之忧未可弭也。要须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将以领熙河，仍特赐戒敕，使知朝廷怀柔远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边患庶几少息矣。取进止。
　　贴黄：叶康直顷岁差知秦州，中书舍人曾肇、谏议大夫鲜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兴，调发刍粮，一路骚然，及合儿男掘取窖藏，斛斗货卖，及建言欲由泾原路入界，和雇车乘人夫，为知永兴军吕大防所奏，有违诏敕。先帝欲深置于法，康直素事李宪，宪营救得免。按其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侧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种朴昔因永乐复师之后，父谔权领延安之日，与其亲戚徐勋矫为谔奏，妄自保明劳效，仍邀取诸将赂遗，并奏其功。先帝觉其奸诈，欲加极典，既而释之，并特降官、落职停替。谔因此忧恚，发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贬责，臣恐熙河终未宁靖也。
　　再论举台官札子

　　右臣等近准尚书省札子，勘会御史中丞苏辙、侍御史孙升同举到监察御史贰员，内壹员不曾实历通判，不应条，壹员与执政官碍亲。七月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令苏辙、孙升同别举官二员闻奏者。检会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并用升朝官通判资序实历一年以上人，举官准此。臣等窃见后来所用谏官，如吴安诗、刘唐老、司马康三人，并非实历通判之人，缘上件所降朝旨，系谏官御史并用实历通判一年，即无分别。今来人才难得之际，若台官独拘苛法，必至阙官。况自立法以来，前后本台及两制官，并不曾举到实历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诏，足见此法难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谏官体例，于臣等前来所举人中，选择除用，免致言语之官久阙不补，于体不便。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三论熙河边事札子

　　臣近论奏范育以措置边事乖方，召还为户部侍郎，赏罚倒置，乞行责降。仍乞罢种谊、种朴本路差遣。更择熙河帅臣，使之怀柔异类，谨修边备。虽蒙圣旨罢育户部，而使还领熙河，其于边事，一皆如故。臣方以为忧，旋闻质孤、胜如二寨，近日已为夏人出兵平荡。臣本儒生，不习军旅，妄以人情揆度，以为熙河创于见非守把之地，修筑庄寨，理既不直，必生边患。言未绝口，而夏国之兵既已破城而归矣。臣谨案二寨，虽昔尝兴置，至元丰五年，并已废罢，与啰兀、永乐等城无异。今欲复行修筑，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诸将意欲侵夺良田，收耕获之利以守兰州，而不顾夏国争占之害，计其所得，不补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验。然臣窃谓夏国所遣坤成使臣适至京师，而国中遂敢举兵攻城略无所忌者，意谓筑城之役曲在熙河，虽朝廷之重，亦必不敢无名苛留其使故也。边计一失，遂为夷狄所侮，可胜叹哉！如臣愚见，谓宜速择良帅，俾往绥靖一路，至如聚粮添屯之类，亦必随事应副，以备不虞。今育与谊、朴犹在本路，观其轻敌无谋，贪功希赏，必更妄起事端以盖前失，关、陕之忧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纳赵醇忠，谋已宣露，为阿里骨所怨。二难交至，可无虑乎。昔李德裕议讨刘稹，同列有异议者，德裕请曰：“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责。”今中外皆谓守信固盟，中国之利，若大臣有欲专任育等不顾边患者，臣愿陛下以德裕之请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计，事定之日，按行赏罚，则朝廷纲纪，庶几尚在。取进止。
　　贴黄：臣窃见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赏罚，故群臣轻易造事。去年议回黄河，所费兵夫物料不可胜计，功卒不成。而议者仍旧在职，略无责问。臣下习见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轻造边衅。臣乞陛下以河事为戒，与大臣熟议，必令任责不辞，然后举事。
　　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臣闻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

　　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弛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勿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苟存至诚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蕃，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鼢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侥幸有功。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忧，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徕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隙，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已平心，无生事邀功之意者也。

　　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役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殚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祐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惟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余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仕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所供。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得通融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

　　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借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喻执政，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言根究详悉，续具闻奏。臣不胜区区，冒昧圣听，伏俟诛谴。取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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