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代吕申公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

代吕申公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

　　道德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

　　何谓至诚？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丝毫伪也。如此，则四海之内，亲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图、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丝毫之伪，一萌于心，如人有病，先见于脉，如人饮酒，先见于色。声色动于几微之间，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强者为敌，弱者为怨。四海之内，如盗贼之憎主人，鸟兽之畏弋猎，则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谓至仁？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时使，薄敛，行此六事而已矣。祸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狱，灾莫深于兴土功，毒莫深于夺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国之斧钺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胜用矣。《传》曰：“至诚如神。”又曰：“至仁无敌。”审能行之，当获四种福。以人事言之，则主逸而国安；以天道言之，则享年永而卜世长。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试之效乱也。

　　去圣益远，邪说滋炽，厌常道而求异术，文奸言以济暴行。为申、商之学者，则曰：“人主不可以不学术数”；人主，天下之父也，为人父而用术于其子，可乎？为庄、老之学者，则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欲穷兵黩武，则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国”；欲烦刑多杀，则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敛，则曰：“吾以强兵革而诛暴乱，虽若不仁而卒归于仁。”此皆亡国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尝用之矣，皆以经术附会其说。

　　《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违众而用己。己之耳目，终不能遍天下，要必资之于人，爱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润肤受之说行矣。然后从而赏罚之，虽名为人主之威福，而其实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窃吾威福，而卖之于外，则权与人主侔矣。

　　《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谓也。爱者，怀私之谓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胜于怀私，则事无不成。”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君当使威刑胜于惠爱。”

　　如是则予不如夺，生不如杀，尧不如桀，而幽、厉、桓、灵之君长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断罪所用，至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而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

　　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纩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尽，而况察人于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专务钩考簿书，责发细微，自三公九卿，救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旱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之力，书纸尾不暇，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

　　《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近岁宫室城池之投，南蛮、西夏之师，车服器械之资，略计其费，不下五千万缗，求其所补，卒亦安在？若以此积粮，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边，望而不敢近矣。赵充国有言：“湟中谷斛八钱。

　　吾谓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不待烦刑贼民，而边鄙以安。然为人臣之计，则无功可赏。故凡人臣欲兴利而不欲省费者，皆为身谋，非为社稷计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忧，而徇人臣之私计，岂不过甚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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