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90)_邵博

九〇

　　唐郑元祐使突厥，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天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兄弟积世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

　　颉利说，引精骑数十万还。元祐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矣。本朝庆历二年，北虏以重兵压境，欲得关南十县，其势不测。富韩公报使，谓虏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护。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

　　虏主惊曰：“何谓也？”

　　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

　　曰：“不能。”

　　公曰：“胜负未可知，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

　　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郑元祐之议也。如富公则终身不自以为功，或面赞使虏之事，公必变色退避不乐。东坡书《显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虏事，今天下诵之，然非公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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