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39)_邵博

三九

　　司马文正公作《文中子补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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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焕，焕生蚪。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蚪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唐公，谥曰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朕何如主？”

　　隆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累。”

　　帝默然有间，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

　　隆乃著《兴衰要论》七篇，奏之。帝虽称善，亦不甚达也。历昌乐、猗氏、铜川令，弃官归，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传儒业，通幼明悟好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受《诗》于会稽夏琠，受《礼》于河东关朗，受《乐》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通始冠，西入长安，献《太平十二策》，帝召见，叹美之，然不能用，罢归，寻复征之，炀帝即位，又征之，皆称疾不至，专以教授为事，弟子自远方而至者甚众。乃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司徒杨素重其才行，劝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具誓粥，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

　　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与焉！”

　　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发无不中。通曰：“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

　　弼不悦而去。通谓门人曰：“夫子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纳言苏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

　　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曰：“圣人之于《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侪乎！”

　　有仲长子光者，隐于河渚。尝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

　　通以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若人知之矣。”

　　通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谓知人矣。”

　　见《辨命论》曰：“人事废矣。”

　　弟子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

　　通曰：“是汉文之所难也。废肉刑害于义，省之可也；衣弋绨伤于礼，中焉可也。”

　　王孝逸曰：“天下皆争利而弃义，若之何？”

　　通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

　　或问人善。通曰：“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对曰，未尝与久也。”

　　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辨。”

　　问止怨。曰：“不争。”

　　故其乡人皆化之无争者。贾琼问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

　　贾琼请绝人事。通曰：“不可。”

　　琼曰：“然则奚若？”

　　通曰：“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沉如也，则可。”

　　通谓姚义能交。或曰简。通曰：“兹所以能也。”

　　又问广。通曰：“广而不滥，兹又所以为能。”

　　又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

　　通尝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

　　又曰：“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宁家所以安天下，有我所以厚苍生也。”

　　又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

　　又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贫。”

　　又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也。”

　　又曰：“我未见得诽而喜，闻誉而惧者。”

　　又曰：“昏而论财，夷虏之道也。”

　　又曰：“居近而识远，处今而知古，其惟学乎？”

　　又曰：“轻誉苟毁，好憎而尚怒，小人也。”

　　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阶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阶去媒，谗佞远矣。”

　　通谓北山黄公善医：先饮食起居，而后针药。谓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皆不至。十四年，病终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绩。评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玄谟仕宋至开府仪同三司。绩及福畤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传。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汉、魏以还也。”

　　曰：“汉、魏以还，迁、固之徒，记之详矣。”

　　奚待于续经，然后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则彼不愚者，孰肯从之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犹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

　　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征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之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

　　又对魏征以圣人有忧疑，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佛、老者也。夫圣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于安万邦，和黎民，格天地，遂万物，功施当时，法垂后世，安在其无所至乎？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而后功业被于四海，至诚，心也；功业，迹也；奚为而判哉？”

　　如通所言，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圣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

　　又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

　　苟为圣人矣，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乌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甲国哉？苟非圣人矣，则泥于中国，独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诗》、《书》，故灭；使《诗》、《书》之道盛于秦，安得灭乎？老、庄贵虚无而贱礼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饰谈论，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义，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严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涂炭。发端倡导者，非二家之罪而谁哉？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

　　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者也；惜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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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成，文正公问予大父康节何如？康节赞之曰：“小人无是，当世已弃。君子有非，万世犹讥。录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归；因其所非，弃其所是，君子几希。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不废是，瑕不掩瑜。虽未至于圣，其圣人之徒欤！”

　　文正自兹数言文中子，故又特书于《通鉴》语中。然文正疑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无一人语及通姓名者，又疑其子弟誉之太过，又疑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

　　予得唐文人刘禹锡言，在隋朝诸儒，惟王通能明王道，隐白牛谷，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著书于家，既没，谥曰：文中子。则苏威公等实其朋友门人无疑，非子弟誉之太过无疑，不但司空图、皮日休重其书亦无疑也。禹锡之言，岂文正偶不见耶？文正之传，康节之赞，俱未行于世，予故表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扬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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