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五十四　举办外债(2)

五十四　举办外债(2)

　　宗棠西征举借外债，统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两。其先甚鲜有人注意，后乃议者纷纷。光绪元年（1875），宗棠奏请饬下两江总督沈葆桢照台防办法，筹借洋款一千万两。所谓台防办法者，即日本侵入台湾时，葆桢奉派驰往筹办防务，奏准订借外债六百万两，每岁给息八厘。嗣台湾事件和平解决，仅提借二百万两，尚有四百万两停止未借。清廷下其议于葆桢，葆桢覆奏持不可；而另片自请将江防应购之西洋炮械，姑从缓办，由湖北将协济江防未解之十万两，湖南将协济江防未解之八万两，移解宗棠，先赴西征之急，由此酿成当日一大纠纷。葆桢之原奏曰：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年（1876）正月初七日，奉上谕：左宗棠因出关饷需紧迫，拟借洋款一千万两，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请，诚恐该大臣无所措手，于西陲大局，殊有关系。着沈葆桢即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筹议奏明办理等因。钦此。仰见朝廷轸念西陲，救民水火之至意。查左宗棠原奏，沥陈饷源枯竭，万不得已而议借洋款；在该督臣劳心焦思，独搘危局，抚士卒于饥疲创病之余，筹馈运于雪海冰天之界，仔肩艰巨，冠绝一时。臣等忝任封圻，谊均休戚，如果于事有济，曷敢稍存推诿。况上海为洋商精华荟萃之地，关道所属多洞悉洋情之员，以利招之，百呼一诺。

　　江南自兵燹后，宜修举废坠，刻不容缓者殊多。特以度支匮于转输，驯致迁延岁月。关陇暂有巨款支拄，协济稍松，江南及是时为自顾之谋，计亦诚得。而臣等夙夜不寐，反复再四，窃虑此举有病于国，关系綦大。即西陲军事，稍纾目前之急，更贻日后之忧。不敢不将实在情形，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伏维国债之说，遍行于西洋，而西洋各国受利受病，相去悬绝，则以举债之故不同，而所举之债亦不同也。夫开矿、造路、挖河，巨费也，而西洋各国不惜称贷以应之者，盖刻期集事，课税出焉，本息之外，尚有奇赢，所谓以轻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

　　若以国用难支，姑为腾挪之计，后此息无所出，且将借本银以还息，岁额所入，尽付漏卮。目下如西班牙、土耳其皆将以债倾国，日本亦骎骎乎蹈其覆辙矣。此举债之故之不同也。英美举债于本国之商，国虽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若西班牙等国输息于邻封，一去不能复返。此所举之债之不同也。昔岁台湾之役，本省罗掘一空，外省无丝毫可以协济，急何能择，出此下策。然以新疆较之，局面之广狭，事体之难易，相悬奚啻霄壤。台地东西二三百里，南北千有余里，日本贸贸然深入绝地，虽有必死之志，而无可久之资。坚与相恃，情见势屈。倘照原议，借款六百万，则善后之事，以次备举，煤矿、茶山所出，渐足馈军，一借断无须再借。

　　嗣因借过二百万，倭事业已定局，部议饬令停止，臣葆桢即不敢再申前议。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本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齐；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虽日取各省督、抚、藩司而劾之，饷项只有此数，此盈则彼绌，朝取则暮涸，坐待严谴，而无可如何。

　　前届左宗棠借洋款三百万，计息盖七十万。若以此七十万供西征之饷，未必不少有裨补。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清还计之，耗息约近六百万，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若照数乘除，则西征仅得四百余万实饷耳。前届之三百万，至光绪四年（1878）始清；而续借之一千万，今年即须起息，明年即须还本，海关应接不暇，而西陲之士饱马腾，不及两年，涸可立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亦将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解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夫以出关之事之急，左宗棠筹借洋款，本有成案，不遽委员径向洋人定议，而谋之于臣葆桢，谕旨又饬臣葆桢妥速筹议，奏明办理，则万难尽善之处，已在圣明洞鉴，二三老成烛照数计之中。

　　如臣等博不分畛域之名，罔顾事后之无可收束，于心窃有所未安。然谓西征可停，则臣等又断断以为不可。何者，我退则敌进，关陇且因而不靖，徒弃祖宗辛苦艰难缔造之地，而列戍防秋，劳费亦复相等。顾臣等窃以为左宗棠此行，不当效霍去病之扫穴犁庭，而当师赵充国之养成负重。将帅无赫赫之功，而国家受万全之福。诚能扼其冲要，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田，考畜牧，关外多一分之产，关内即省一分之运。反客为主，胁从者稽首归命，渠魁亦束手就缚，较之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其得失可同日语耶。夫甘饷之巨，困于馈运耳。运省则一年之饷可支两年。目前不能不饬各省勉力筹济，臣请朝廷发旷代之德音，以内库为之倡。

　　皇太后、皇上躬行节俭，度越寻常，岂复有不急之需，可以议裁议减者。然其数不在多，但得明诏数言，足以激将士敌忾之心，而生疆吏同仇之感。左宗棠原奏，深言甘饷为海防所占。维江西、浙江两省尚能力顾大局。查海防专款，奉拨瞬将经年。臣葆桢恐分之则为数愈微，咨请各省尽解北洋，冀可借资集事。而去岁所报解者，亦仅江西十万，浙江十万。他省涓滴俱无。可见各省非有所偏倚于其间，限于力耳。此时，各省未必尚有留存巨款，以待添拨。各省原拨陕甘之款，有解不及半者，虽添拨亦徒拥虚名。应恳敕下部臣熟权缓急，将有着之款，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庶几各省关可以勉强从事。

　　如江苏协甘之款内，有每月一万，归陕西抚臣收放。窃计陕西肃清多年，本省防军，不难自筹一万，此款似应归之西征。江西派协云、贵之兵饷、勇饷为数颇巨，夫云、贵未尝不急，然较之西征，则缓矣。凡类此者，似宜由部臣通盘比较，酌量匀拨。至遣师之举，已有成议。然数道并出，则所费不赀。应请除已奉谕旨者准行外，其余且作缓图，俾部库得以周转。军兴以来，各路军营亦殊难得满饷。如果部拨之款，能解至八成以上，以左宗棠之恩义附循之，大局必不至决裂。臣等鳃鳃过虑，何当机宜。窃欲以责难之忱，上吁君父；而以共济之念，求谅大臣……

　　葆桢与宗棠素交好，何以遽持此异议？按曾国藩弟子，久在江苏服官之洪汝奎，后在光绪十二年（1886），与书方自欧洲回国之曾纪泽曰：

　　……左文襄奏明责成南洋续借洋款，某以前债未清，碍难续借，赞成文肃力阻不行。盖此事剜肉补疮，吃亏过重，堂堂中国，历年利息耗者公款洋数千百万之多，是真一大漏卮也……

　　或可稍释其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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