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四十九　禁革田赋浮收

四十九　禁革田赋浮收(1)

　　田赋自昔为吾国国库收入之大宗，亦可谓集弊害之大成。卒之，有损于民而无益于国。左宗棠于此颇有所改革，而以湖南启其端。

　　咸丰四年（1854），湖南谷贱银贵，而田赋之额外课求尤剧，人民穷于完纳。湘潭一县，平时每年可收粮米银四五万两，至是仅收四千两左右。士人周焕南诣布政使呈求改善征收章程，不纳，扣交长沙县看管。既释出，复诣巡抚递呈，代表人民公意，自愿地丁每两加银四钱，漕米折色照部章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加纳银一两三钱，补助军需，又加银四钱补助县衙门办公费用。宗棠以其法有利于人民与国库及本省军需，而无损于官也，力劝巡抚骆秉章准其议。而布政使与督粮道则以其虽无损于官，而究剥夺官之利益，多方反对，幸秉章坚持，严令湘潭县照行；至岁终，收入大旺，竟达十余万两。湘潭漕折最重者，向恒以钱二十五千文纳一石，今乃改为钱三千八百文纳一石，若市价米每石钱二千文，则除即以二千文归国库外，其余以一千文充本省军饷，八百文充本县使用，所谓民减赋而国用增者此也。嗣长沙、善化等县士绅皆起而援例请求。宗棠由是佐秉章就其他各县斟酌情形，陆续依此方针改定。八年（1858）四月，代秉章草奏《沥陈湖南筹饷情形》一折，记其事甚详，可见当日田赋之弊害何在，亦可见禁革之方法何在：

　　……湖南各属钱漕科则，原为轻减。近时民间艰于完纳，不但难期年清年款，并有逋欠数年未能完纳者。臣察访各属情形，虽受弊之轻重不同，而究其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与银价之翔贵而已。州县廉俸无多，办公之需全赖钱漕陋规，稍资津贴。缺分之优瘠，即视陋规之多寡为衡。此东南各省所同，不独湖南一省为然，湖南亦不独今日为然也。沿袭既久，逐渐增加。地丁正银一两，民间有费至数两者。漕米一石，民间有费至数石者。款目繁多，民间难以折算，州县亦难逐一清厘，一听户粮书吏科算征收。包征包解，不餍不止。每遇完纳银米，整数之外尚有奇零，则一并收作整数。如一分一厘则收作二分，一升一合则收作二升之类，名曰收尾。小户穷民，尤受其累。未完纳之先，有由单，由单有费。既完纳之后，有串票，串票有费。

　　其完纳稍迟者，粮书先时借垫，计息取偿，多至数倍。官为出差催追，名曰揭差。每一揭差下乡，则一乡为之震耸。此弊之原于官吏，害及于民，而小户为尤甚者也。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吏，酿成事端。州县于开征之时，必先将此辈笼络安置，而后可期无事。此弊之原于刁衿、劣监，官吏受之，其害仍及于民者也。从前银价，乾隆、嘉庆年间，每银一两，易钱一千文。道光初年，每银一两，尚止易钱一千三四百文。自后渐次增长至二千文。近更增至二千三四百文。农民以钱易银，完纳钱漕，暗增一倍有余之费。咸丰元、二、三、四等年（1851～1854），钱粮之多民欠，实由于此。

　　迨五年（1855）秋后，收成稍稔。每谷一石，仅值钱四百余文，尚苦无从销售。农民以谷变钱，以钱变银，须粜谷五石，始得银一两。计有田百亩，可收租谷百石者，非粜谷二十石，不能完纳钱漕。农末俱困，群情汹汹。臣与司道熟商，严饬各州、县将钱漕宿弊，大加厘剔。谕以事理，晓以利害，严禁吏胥、衿棍扰索把持，许地方公正晓事士绅条陈积弊，设局稽查，民情翕然称便。惟各州、县缺分不同，钱漕章程向来不一。如必尽革州、县陋规，丝毫不许多取，则办之无资，廉谨者无所措手足；其不肖者反将以此借口，别开巧取之端，更为国计民生之害。如必明定章程，许其每银一两，每漕一石，收银若干，又恐官吏视为定章，久之或于定章之前复有增加，弊与今等。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设刁劣士民本其挟持官吏之心，执厘弊之新章，指为滋弊之创举，则告讦日繁，其势不至胁官吏以取偿于农民不止。如不厘定征收之额，又恐乡民无所适从，征收未能划一，弱者必仍为胥吏所欺，强者或借此以遂其刁抗之计，是欲除弊而反以滋弊也。臣反复图维，不难于立法以救一时之弊，实虑于救弊之法，复增一作弊之端。

　　正踌躇间，适各县士民纷纷赴省具呈，自拟款目，以为征收之准。臣察其官民相安者准之，未协者驳之，俟其适中而后准之，数月之间，大致略定。后察州、县之不能切实遵行者撤之，不法吏胥及刁劣士绅之阻挠者责革而痛惩之。其不安本分士绅欲借厘剔宿弊之举，为臣建祠泐石，希图敛费者，亦严斥而痛绝之。自五年（1855）以来，湖南钱漕，始有起色。而元、二、三、四等年（1851～1854）民间积欠，率皆踊跃输将。国库不致虚悬，军储不至束手，州、县办公亦不至十分拮据。而农民则欢欣鼓舞，举数十百年之积累，一旦蠲之，稍后苏息矣。现在各属田价渐增，农安畎亩，无复盼盼之意。向之借钱漕聚众，动辄闯署殴吏者，自厘定新章以来，绝无其事……

　　按湖南全省田赋，就漕米言，凡十五万石；假定统照每石加银一两三钱计，每年可增收银十九万余两。是诚于军需大有裨益，而在民间则得减赋数百万矣！注705

　　其后，宗棠至浙江，至福建，均参照湖南之原则，重订征收田赋办法。所不同者，在湖南系由各县士绅自行拟请，在浙、闽则由官厅主动核办，而其目的亦纯在纾民力，不尽为济军需。

　　宗棠在浙时，尝就杭州省城，设清赋局，注706其于禁革田赋与浮收或陋规，经确定者：

　　（一）温州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四万零五百余千文，米三百余石。注707

　　（二）绍兴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二十千文，米三百六十一石。注708

　　（三）宁波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十万四千八百七十千文，米八百六十七石。注709

　　去浙后，经后任浙江巡抚马新贻，照宗棠原案奏准者：

　　（一）金华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十五万六千一百余千文，米五百二十余石。

　　（二）衢州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十万二千九百余千文，米六十五石。

　　（三）严州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六万一千九百余千文。

　　（四）处州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六千八百余千文，洋银八千二百余元，米一百二十余石。注710

　　其原有绅户民户之分，（亦称大户与小户。如山阴、会稽、萧山诸县，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银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止。民户则有完至钱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彼时银价，大约每两合钱一千三百文。是民户所完，约自二两至三两，相差竟至一倍。）一律废除，以期平等；又原有纳银、纳钱之别，一律改为纳银，俾免彼此出入。注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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