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四十三　遗恨在台湾(2)

四十三　遗恨在台湾(2)

　　其下手处，乃在调整人事，先以弟子周开锡及大廷会办福建军需税厘局，嗣即以大廷任福建盐法道，而追革才识庸暗之前任潘骏章。又奏革老朽贪鄙之福建布政使张铨庆、督粮道周揆源，而以开锡署布政使。及大廷与明灯分别调补台湾兵备道与台湾镇总兵，更复以献纶补盐法道，献纶亦宗棠幕中亲信也。注644而宗棠之作为，如上所述，自为一般不肖官吏，地方绅士，以及无赖之徒所嫉首痛心，不啻断绝其生路。方幸宗棠之调督陕甘，而宗棠既奏请责成继任之大廷、明灯，照常整顿台湾事务，复奏请令开锡久于其布政使署任，临行犹不肯放松一步。开锡为政，精勤强固，大廷、明灯在台，亦裁陋规（明灯裁陋规每年约银五万两），办土匪，察吏肃军，其严正一如宗棠。

　　此种态势，当然为反对者所侧目。于是宗棠去职不久，即有人指摘宗棠及其左右之言行，编成竹枝词，而尤集矢于引用湖南人，排斥他省人。事闻于清廷，命英桂按治。宗棠亦奏请察核查办，结果自非事实，而诽谤者之来源与用心，固已昭然若揭。已而吴棠莅任，一反宗棠所为，宗棠改革各项，本奏准有案，然其时文宗后那拉氏当政，吴棠固有宠于那拉氏，亦遂敢全部推翻，无所顾忌。开锡先被挤而去，大廷、明灯亦知几引退。虽宗棠指示勉留，并拟争之于朝，终不可得，一腔热血，尽付东流，可胜慨哉。注645

　　不出宗棠所料，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死琉球水手，以为即杀其侨民，遽以兵一万五千人抵台，分三路深入，踞牡丹社，转以糖果饵生番，其意叵测。清廷派沈葆桢驰往巡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宗棠尝总督闽浙，向问应付方略，宗棠自憾未尝亲至台湾，逊辞以谢，仅就所闻日本大举之内募以闻：

　　……此事起于六年（1867），合众国商船遇礁撞破，船主罗妹及其众上岸逃生，生番杀之，并掠其余资。该国领事李让礼，愬台湾镇道，求办生番，以儆将来，意在收敛残尸，救回活夷，求中国收其地，设兵管守，永杜番害，未尝别有要挟也。台湾镇刘明灯、台湾道吴大廷鉴其无他，即与定议，又令生番晓事头人卓杞笃，与李让礼商议善后诸事。李让礼遂与生番连和，自具申陈，由镇递闽省督抚，镇道并备公牍，请示办理，督抚允行，事遂寝。厥后吴大廷坚求内渡，刘明灯因闽抚有意吹求，谤议上腾，遂被奏撤，而前议搁置，不复过问。李让礼心怀不平，以其事告知本国，求发兵剿番，为护商计，该国责其生端肇衅，不许，并夺其驻厦领事职。李让礼不得逞，乃以台郡地图示倭，唆其剿番，资以利器，倭窥台郡后山地险而沃，冀据为外府，此违约称兵所由来也……注646

　　此节故事，足备外交秘史之一页，要不得不追课其责任于历任福建督抚之未能如宗棠之重视台湾。抑本案虽不久幸获和平解决，然当事之急，沿海七省戒严，而宗棠方督师新疆，于是先海防而缓塞防之议兴，几使宗棠在天山南北路之策画，功败垂成，其影响亦非小矣（参阅三十节）。

　　又不出宗棠所料，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为越南事件，以兵占台湾之基隆及澎湖。宗棠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重莅福建省城。逆料宗棠此时心境，必甚思利用此机会，重创法人，所谓一吐四十年恶气，然后以治理新疆之方法与精神，将台湾大加整顿。乃事与愿违，宗棠之恪靖援台军济师后，方一接战，清廷遽复媾和。而法兵则依据台澎弗撤。宗棠愤慨之余，奏曰：

　　……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以为观音桥之战，自我先开，福禄诺之据，系我捏造，要求恫吓，无所不为。朝廷方遣使议和，而彼已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入马尾，乘瑕蹈隙，驯至溃坏而难于收拾。此次复请议和，意似悔祸，然何以宣光有退兵之语，而台湾止有停战之文？言停战，则基隆一隅，果否交还，尚似未定；言退兵，则北圻全境，拱手而去，不问可知。臣远隔海滨，固不敢妄测当局羁縻之苦心，转圜之至计，而前车宜鉴，大局攸关，津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占踞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可再涉含糊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敝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

　　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在言和，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尼格里丧师于外，斐礼避位于内，新旧更替，议论纷歧，增饷增兵，动需时日，故阳餂我以请和之名，阴实便其一举两得之计。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时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有济，悔无及矣。臣窃谓沿海重兵，不可因目前请和，遽议裁撤，盖曾经战阵之兵，缓急可恃，即和约已定，而糜三数月饷项，可以防叵测而备折冲，较之临事周章，当有间矣。此边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注647

　　奏上，留中。已而和约成，法兵撤离台澎，宗棠复以台防紧要，奏请移驻巡抚镇慑，略言：

　　……目今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该处虽设有镇道，而一切政事，皆必禀承于督抚，重洋远隔，文报往来，平时且不免耽迟，有事则更虞梗塞。如前次法夷之变，海道不通，诸多阻隔，其已事也。臣查同光之交，办理台防沈葆桢，躬历全台，深惟利害，曾有移驻巡抚十二便之疏，比经吏部议准在案。嗣与督臣李鹤年、抚臣王凯泰会筹，仍以巡抚兼顾两地覆奏。光绪二年（1876），侍郎袁保恒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部议以沈葆桢原议奏称，别建一省，若干器局未成，闽省尚须台木，台饷向由闽解，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又有饷源人才，必须在省豫筹，临时呼应各等语，恐其欲避责成，转多贻误，未克奉旨允行。厥后抚臣丁日昌以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往来不便，于台防仍见有名无实，重洋远隔，兼顾为难，因有专派重臣督办数年之请。

　　臣合观前后奏稿，各督抚大臣谋虑虽同，未免各存意见。盖王凯泰因该地瘴疠时行，心怀畏却，故沈循其意，遂改为分驻之议。而丁日昌所议重臣督办，均非久远之图，皆不若袁保恒局外旁观，识议较为切当。但台湾虽系岛屿，绵亘亦一千余里，旧制设官之处，只滨海三分之一，每年收榷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绌。倘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放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也。且以形势言，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其中若讲求军实，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在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之处。

　　据臣愚见，惟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至该地产米甚富，内地本属相需，若谓分省则接济难通，究不足虑。臣查台地未经开辟以前，如福州、兴化、漳泉各属，暨由广东、浙江两省客商，源源运济。我朝天下一家，凡各行省向无遏粜之举，以台湾与内地只隔一水，便于贩运，安得有此疆彼界之见，因分省而遂阻挠，此固事之必无者也。协济饷项，内地各省，向通有无，以台湾之要区，唇齿相依，亦万无不为筹解之理。拟请奉准分省之后，敕下部臣划定协饷数目，限期解济，由台抚臣督理支用，自行造报，不必与内地照商，致多牵掣。委用官员，请用江苏向例，于各官到闽后，量缺多少，签分发往，学政事宜，并归巡抚兼管申转，命案则归台湾道就近办理。其余一切建置，分隶各部之政，从前已有成议，毋庸变更，俟谕旨定案，即饬次第施行……注648

　　于是次年台湾专设巡抚，竟继新疆而改行省。夫台湾与新疆之建省主张，固不自宗棠始，而皆以宗棠之力请，终于实现。一在西北，一在东南，相去万里，而皆成于一老，不能不谓非奇迹。惜曾几何时而甲午战败，台澎复为日本有矣。

　　尝谓宗棠当日与法人在台湾作战，自无制胜把握，然使早如宗棠之议，彻加整理，则局势当复异是，是诚宗棠当引为毕生之遗恨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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