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四十　西征经费之检讨(3)

四十　西征经费之检讨(3)

　　至欲考知宗棠西征经费之来源，则须先明了西北本为贫乏地方，战时财政，尤为支绌。甘肃、新疆饷事，向恃外省协济，每年四百数十万两。自太平军兴，各省自顾不暇，或常欠解，或竟停解，实收仅及半数。甘省田赋，原仅年征四十余万两，乱后更减至二十七万两上下。故杨岳斌到陕甘总督任时，调查甘肃布政使库存，只有一千两。陕西饷事，向恃本省钱粮，自较甘肃为佳，然乱后亦锐减，而军费则激增，虽办厘金，每年仅十万两内外。故刘典署陕西巡抚时，报告有着落之饷项，不过一百六十万两。

　　宗棠所部之饷，在福州省城出发时，固已商定由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协拨，然入关以后，郑重审计陕甘两省整个军费收支，陕西每年约缺一百四五六十万两，甘肃约缺二三百万两，不得不请由清廷筹拨，并力主“以东南之财富，赡西北之甲兵”。清廷重为指定各省及各海关经常协济，而临时由户部拨补。宗棠亦自就捐输与厘金二者，尽力筹划。至出兵新疆时，虽征途益远，用费益巨，仍指原有各省关协款为军费，宗棠乃不得不同时以裁兵为节饷之道。盖用兵西北，筹饷之难，亦于此可得一证明。注586兹将上述四期报销案中之收款，概括为七项，分别于次：

　　（一）户部拨　银四百五十二万零六百三十两。

　　（二）各省拨　银六千八百九十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一两，再加江苏拨老湘军饷四百三十二万一千七百零八两，共计七千三百二十八万五千八百三十九两。案此款包括一般之甘肃、新疆协饷，及指定专协某军之饷（如陕西专拨雷正绾军饷等）。当日协拨之省，有山东、四川、福建、浙江、广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山西、河南十二省，有定额可稽者，浙江原协楚军每年二百四十六万两，福建、广东各四十八万两，清廷指定西征协饷，浙江每年六十万两，湖北、江西、福建各四十八万两，江苏、广东各三十六万两，安徽二十四万两。

　　（三）各海关拨　银四百零五万八千六百五十三两。案当日拨款之海关，有江海关、江汉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等五处，有定额可稽者，江海关每年五十万两，闽海关二十万两，江汉关十五万两，粤海关十万两，浙海关五万两。

　　（四）捐输　银八百八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两。案此款包括甘肃自办米捐，各省分拨米捐（详见五十一节）。

　　（五）田赋　银十八万六千五百十七两。案此款为甘肃一省之数，及新疆收复后所征之数。

　　（六）厘金　银一百六十七万七千八百三十四两。案此款亦为甘肃一省之数，及新疆收复后所征之数。（详见五十节）

　　（七）杂收　银二百七十万五千零一百四十七两。

　　以上七款，共收银九千零九十七万五千四百四十八两。注587自以各省关协款为大宗，然常有积欠。且自报解到解到，每须两三月。当青黄不接之时，悉以华洋商借款弥补。有时遇采粮款项不给，则以三联银票，由甘肃布政使盖印行用，期以两个月发给现银。注588

　　言及军费支销，则宗棠用兵所感窘乏，自可想见，西征时固如此，东征时亦何莫不然。（参阅二十节）所可异者，此辈士兵既收入如是微薄，何以犹愿以生命供牺牲？欲解释此疑问，则如统帅之能共甘苦，能以恩义相维，并能以纪律相绳，为主要之答案。而于防守之部队，课以农事，俾有作物收成，或供自用，或以出售，亦不无补济。然每收复一地方，能多得意外之收益，当仍不失为一大原因。金积堡攻陷时，宗棠致书陈湜曰：

　　……据供马氏兄弟父子资财，实近两百万之多，未知实否。各营掘藏颇多，自不待言，马逆眷属住处，未经搜索，想必不少。十四五以后，必鲜有存者，闻卓胜所获尤丰，信否？……

　　其时官报搜得敌资，则仅有十九万余两，宗棠犹以赏给在事各营，每营二千两，七十一营共十四万二千两。是私获而外，犹有官赏，此所以甘于执殳前驱乎！又如围攻肃州城时，各军预计争发洋财，宗棠亦阴许之，以为“攻破城池，歼灭首要各逆，何愁洋财不能到手”。城既克，终以分赃不均，几启衅端。即此二役如是，推之他役，当无不如是。故浙江各城之克，报得敌银米数十万两，以充善举；新疆之役，报得敌资七万余两，以办地方善后。恐尚为归公之极少数，将士所获，必有十百倍于此者。王闿运作《湘军志》，描写彼时之将士，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故其结论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注589事实昭然，自不必曲为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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