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乙）症结所在

（乙）症结所在

　　吾们如还记得郭子仪单骑见回纥一个故事，便可知道回纥一族人居中国西北，还在一千两百年以前的唐代。其在陕甘两省的，语言文字早和土著同化。他们也考科举，做文武官吏，实在已是一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西北，还在六百六十年以前的元代。吾们读马哥孛罗游记，就得知在如今甘肃的河西一带，早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佛教一同存在。事实上，回人也有少数不奉伊斯兰教的，而汉人和蒙人也尽有奉伊斯兰教的。那末，双方还为甚不能完全“耦居无猜”呢？当然由于宗教教规造成的若干生活上很不同的习惯，使他们不易通婚，使他们不易杂居，都不失为一种症结；但是最大的症结，怕还在清政府在西北的政治不良。

　　甘肃原是边地。自从清政府收服了蒙古、青海和新疆，甘肃却早已成为腹地。可是清政府的设施，还著重在军事。高级官吏大抵都是用文襄公所谓“丰镐世家”的满人（包括汉军旗和蒙军旗）。我们看宁夏将军，宁夏副都统，凉州副都统，庄浪（今永登县）城守尉。这都是八旗驻防，照例用满人；办理青海事务大臣驻扎西宁，管理蒙、番、回，也照例用满人。至于各省总督，巡抚人选，虽没有满汉限制，可是在甘肃却也常用满人。在同治以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其中满人倒有三十人；陕甘总督共有四十一人，其中满人倒有三十四人。这般满洲官吏，可说多数都是纨绔子弟，不知政治军事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弄钱耍乐。譬如咸丰晚年的陕甘总督乐斌（字彦亭，满洲正黄旗人）。西墎正在闹番乱，他还是选色征歌，胡帝胡天，实践他贵姓的乐字。并且甘肃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许多人不愿意到这里做官。可是也有很希望的，那只为“天高皇帝远”，容易弄钱。由于这些原因，甘肃的吏治向来很不清明。例如乾隆朝，王亶望由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认捐修理海塘工款五十万两。高宗皇帝一想，不是大家都说甘肃是苦地方么，这王亶望做了三年一任布政使，那里便有这么多钱呢？一查便查出王亶望“侵吞赈粮，冒销公帑”的罪案，通同舞弊的还有大小官吏十多名，他们的赃款，也是少则数千两，多则数万两。试想乾隆朝的政治，总算好的，而还有王亶望一班人的在植党营私；那末，乾隆朝以后，那些贪官污吏，没有发觉的，必然不少，实在可以推想而知。就在西北变局发生后，还有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字子英），逗留高台七年，不出玉门一步，苛索民间供应三十万两；最是“岂有此理”的，诬良为盗，残杀二百多命。这三十万两一个数目，看似不大，但要在兵荒马乱，地瘠民贫的高台搜括起来，已极剥肤吸髓的能事。经文襄公据实参劾，并引起吴可读十可斩五不可缓的一篇震动一时的奏疏。然而可读还因此落职。这种政治的黑暗，真不能想象。再像甘肃这样一个汉、回、蒙、番杂处的地方，怎样调和融洽，使大家安居乐业，一般官吏也向少注意。对于汉人和回人的纠纷，对于伊斯兰教徒中新旧两派的争执，更是向来很少衡情酌理，秉公判断解决。不是双方弥缝，便是偏袒一方；不是颟顸办不了，便是任意武断。所以这一次变局，实在积有许多政治上的因素，并不是凭空爆发。

　　清政府自把新疆南北路收入版图，虽曾想好好经营，实在没有好好经营。政治上的组织，差不多还是采取军府制度。有伊犁将军，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等地参赞大臣，有乌鲁木齐都统。其馀较大的地方，设办事大臣；较小的地方，设领队大臣。重重叠叠，职权也很不分明。总之，目的是在镇压，不是在抚治。各种大臣之下，还有各级章京和笔帖式。这些职员，照例都是满人。于是可说新疆完全变为满洲的殖民地。他们贪财纳贿，过他们豪奢的生活。看见回籍妇女有姿色的，便劫去做姬妾。像伊犁这样一个极边地方，安置罪人的处所，可是伊犁将军一缺，要算全国将军缺份中第一个优缺。每一位伊犁将军卸任，无不满载而归。这般满洲官员的作威作福，可想而知。乌鲁木齐以东，本已设置郡县，就是把镇迪一道划归陕甘总督管辖，可是这地区的官员，事实上还在乌鲁木齐都统控制下，直到文襄公才揭穿这个黑幕说：要不是他在文书中见到一两个姓名，正还不知谁是那边的地方官吏。这般满洲官员的操纵政治，也就可想而知。在满洲官员之下，以回官治理回民，叫做伯克。这般伯克也多是不良份子，压迫回民，榨取财物，穷凶极恶，无所不至。他们和满洲大员狼狈为奸。满洲大员以伯克为鹰犬，伯克靠满洲大员为泰山。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谈不到政治清明。就是武备，也因那般满洲官员的颟顸，无形废弛。吾们尽可以说新疆的几次事变，差不多没有一次不是贪官污吏违法殃民所造成。例如嘉庆道光间，张格尔之案，起因便是为南路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度，有失众心。安集延人为甚常到西路滋扰，为的是硬不许他们通商，在通商上受许多压迫。而这一次妥得璘在北路举事，也为乌鲁木齐都统平端（字祥斋，满洲正黄旗人）借口筹划防饷，滥征亩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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