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戊）性行

（戊）性行

　　文襄公志大言大，自小有夸大狂。每写成一篇文章，必自鸣得意，夸示同学。在他二十多岁，正是穷得不了，依居妻家时，还做了一副对联张挂起来，道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联语一页）这种狂态，现在吾们读他所作奏折、函札、诗文，仍可觉得不时流露在字里行间。文襄公早年夸大的趣事很多，后来做了父亲，要管教子女了，于是他的夫人常把文襄公的笑话来羞他。他怪不好意思，只得掩著耳朵，装作不听见。真是俗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文襄公从陜甘回来，每和人家谈话，还是总要夸张他经营西北的功业。这一点很使人家不喜欢。相传文襄公新到军机处，恭亲王把一个海防的折子请教他，文襄公每看一页，因海防而说到塞防，表白他在西北措施之妙，看了几天，还没有完。又有苏州一位绅士见文襄公于两江总督任上，要谈公事，见了三次，没有谈成，因为一见，文襄公就自己谈他西北的事，使人无从插嘴。这又是文襄公晚年夸大的趣事，可惜夫人这时已死，没人再来羞他了。

　　从一般来说，湖南人的个性特别强吧！文襄公也不例外，而且格外刚直矫激。心上一不以为然，就可以和人家决裂；并且由于他的夸大狂，也就可以说得人家坏。因此一方不易容于人，又一方也不能容人。有些总角之交，患难之交，都弄得凶终隙末。像他和曾国藩的故事，那是大家知道的了。其次则像他和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和沈葆桢，虽不至决绝，到底感情上总存在著不可弥缝的裂痕。他和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始终是话不投机的，却还勉强维持著同寅之谊。文襄公的个性，实在太强，真不好和他相处。就是他最所亲信的老友刘典（字克庵。湖南宁乡人。）在陕西的当儿，也弄成一个督抚不和的局面，虽经吴大廷（字桐云。湖南沅陵人。）调解，不至闹翻，但是刘典不久就告归，文襄公也允许他告归，或许仍不免有芥蒂于心吧。至于刘典的后来又到兰州帮忙，已隔三、五年，那时大家又心平气和了。再就是他所倚重的健将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在新疆的当儿，也有一度几至分手。又再像文襄公和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忽合忽离，是何原因，终成疑案。但只要使文襄公以为是好人时，他便可以始终认定是好人，又是发挥他的夸大狂，必至说得过分的好，例如他对于骆秉章和王鑫（字璞山。湖南湘乡人。）的推崇，实在这两个人都不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不过骆秉章能重用文襄公，相处得这样好，确是一个意外的奇迹。

　　文襄公才气纵横，精力充沛，就不免予智自雄，事事喜欢专断，事事要躬亲。因此他虽当了三十多年大权，但部下极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吾们读了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就显得文襄公幕府黯然无色。文襄公部下人才在哪里呢？因为同是有才气，有怀抱的人，必不甘只处于唯唯诺诺，随人俯仰的地位；但是要有其主张，或有其表显，便易和文襄公冲突。于是文士像吴观礼（字子儁。浙江仁和人。）和施补华（字均甫。浙江归安人。）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更像严咸（字秋农。湖南溆浦人。）是湖外人才，在文襄公处因郁郁不得志而自杀；李云麟（字雨仓。汉军旗人。）是八旗名士，本是文襄公招去，却不欢而散。武人像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一次帮了文襄公的忙，就再也不肯为他所用；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也不肯从文襄公西征。当然这些人的所以不能和文襄公相处，也有在他们方面的缺点；但是文襄公的气度不够大，实在是一个遗憾。还有文襄公遇可用之才而意气飞扬的，欢喜先给他一些挫折，然后再给他发展，希望他乐为己用。不过这个手法，对于已有名位，或已有年纪的人，是不适用的；换句话，文襄公这个庸人方式，遇到鲍超和李云麟而失败了。说得太远，再说文襄公的作风吧！事事专断，怕只能施之于军事，那末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或许倒是要的；施之于政事，就未必然。事事躬亲，怕只能在壮健之时，那末，目营八表，手挥五弦，尽可应付裕如；要不然，精神一有不能顾到，就难保不出乱子。这样文襄公以七十多岁高龄，当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繁剧的重任，便在发行盐票案内，发生了一个幕府中的黑幕。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奉命查办，在覆奏中虽还为他老友和要一起去打外国人的同志弥缝，却不愧他“刚直”的说法，很不客气地请求皇太后，皇上训斥文襄公，要“广求人才，以为辅佐；采纳直言，以通下情。”（彭刚直公奏稿三卷）。实在文襄公自己未尝不觉得这些缺点，譬如他在陜甘总督任的末年，就在给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信上说：“弟近来于营务处视同虚设，亦觉食少事繁，得良才劻勖，宁非至愿。”（书牍二是二卷八页）所惜文襄公性情太刚，气度太窄，到底不能容人才；真是人才，不愿常为文襄公所用；能够留下的，就馀子碌碌不足数了。越是没有得力可靠的人，越是只得自己关心，自己动手。在最初，文襄公或许还有几个较好的脚色，但是经过二三十年，得意的独当一面去了，不幸的中道丧亡了，于是文襄公到晚年，真可说手下无人了，这是一个惨痛的局面。

　　诸葛亮自比管乐，文襄公自比诸葛亮。诸葛先生的自比管乐，自有他的心事。文襄公的自比诸葛亮，起先原只是和朋友们打趣。至于在一般人心目中，怕只是为他们用兵如神，看作“军师”样子吧！其实诸葛先生还是吾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只看他“开诚心，布公道”两句标语，已够吾们寻味。如今也不多谈，光数他的美德：一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在太平军初起时期，曾国藩为文襄公筹饷有功，要保文襄公知府，文襄公不很高兴，对人说：“涤公何以定要用蓝顶花翎来换他的纶巾羽扇”；他要做官，不是州县，便是督抚，只有这两种官，还有事可做，可是他不愿做官，他只想在身前自谥“忠介先生”，于愿已足。这些，也都是一时的诙谐。不过，按之文襄公一生，“忠介”两个字的自谥，实在要比“文襄”两个字的官谥要好得多。文襄公在陶澍家，教他儿子教了八年，至于成立；在骆秉章那边当幕府，当了六年，把湖南放在一个安定的地位；及至出山，帮同平定了太平军，平定了捻军，又独力平定了西北，垂暮之年还督师来打法国人，终于客死在福州省城。所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是诸葛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至于文襄公的介节，可以深信无疑，不用说得。带了二十多年的兵，做了二十多年的督抚，传给四个儿子的财产，每人只有几千两银子。文襄公晚年自己算算，每人可派五千两。一片夫人和儿媳的墓田，一所在长沙的不很大的住宅。这个住宅，还是当初文襄公在湖南巡抚幕府时，胡林翼看见他家眷在本乡，照顾不便，和秉章凑了五百两银子买来送给他的，后来他的第二个儿子花了千把两银子，扩充一下，还大受他老人家的申饬。文襄公在日，常喊著一个“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的口号。他是能实践其言的。综括说来，文襄公的军工，大于诸葛；文襄公的政绩，不如诸葛；文襄公的忠和介的美德，至少和诸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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