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弁言：作者之录

弁言：作者之录

　　这本书可说是成于一个缘。

　　我最初知道左文襄公，在二十多年前读了阳湖史氏家藏文襄公手札以后。其中有一篇跋，对于文襄公不无微词。后来又读了文襄公家书，觉得和曾文正公家书别有一番气味。又后来读到文襄公年谱，读到文襄公诗文集，对于文襄公，认识也渐多，那诗文集是在武昌冷摊发现的。民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我从上海而杭州，而南京，而南昌，撤退到长沙。一天晚上，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文襄公的遗宅。那地方就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练兵所在，寨名飞虎，桥名司马。这使我兴奋，我想再读些文襄公的书。第二天，遍访十多家书肆，知道有一部文襄公全集，是一部一百数十册的巨著。因为去了香港，没有买。从香港回到长沙，住了几时，终于在将到汉口的前两天，买了下来，还买得了一部影印的文襄公给陈湜的手札。可是才到汉口，又要撤退，来不及翻检。二十七年秋天，撤退到重庆，方得开始阅读。为了客中独居无俚，就把阅读所得，随手记出，作为消遣。已而发生了一个野心，想编成一本记叙文襄公的书。二十八年夏天，又到了香港，仍不断做这消遣工作。三十年冬天，总算把全书写成，包括年表、叙传、嘉言录、轶事篇和集外文等五部分。更幸见到文襄公一位曾孙，承他允许我再向他家中找些材料。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仓皇步行至东江回国，只得把这部十多本稿子和数百本苦心搜集的参考书，丢在香港。在桂林过了半年，得知这部稿子已承一位朋友想法运到上海，不觉喜出望外。这是我和文襄公之缘。

　　我有一位伯父，在兰州住上八九年，起先在他老师甘肃学政叶菊裳先生昌炽的幕府，后来进了他友人陕甘总督升吉甫先生允的幕府。他曾寄给我们果丹皮、菊花干、杏仁、杏脯。那时，我年七八岁。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西北的物。在我十五岁上，伯父回来了，带著两个当差的，其中一个是回教徒，还有一个丫头，都是甘肃的土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西北的人。我祖母在我祖父弃养后，也远游到了兰州，这时康强无恙的重返家门，他常在饭后茶馀，告诉我们许多西北的情形，当时最感兴趣的是：羊皮筏子，黄河冰桥，土炕烧马粪。伯父跟著老师按试各属，走遍了甘肃各府厅州，他说有几处不通的文章令人看了笑歪嘴。他又说什么“金张掖银武威”是甘肃最富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西北的风土人情。伯父和他老师都是研究碑版的，在他行装中，有许多名贵的拓本，还有一位六朝妇人的墓碑，石色红润如玛瑙；更有一块白石，有两块煤砖大小，说是和阗进来，中含宝玉。这又是我第一次赏鉴到西北的珍异。升督在任，做得不少事业，有些叫伯父托人在南中代办。记得一次采办了大批图书，其中包含著严复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林纾的译本小说。兰州官钱局的钞券，是上海时中书局印的，记得印错了一个字，有十几麻袋的废钞运存在吾们家里。兰州文庙的乐器，是在苏州照那边夫子庙的规模特制的，记得那佾生穿的蓝袖袍子，又是在我们家里雇裁缝做的。这一切使我对于甘肃，觉得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于是民三十一年秋天，承沈君怡先生招我到甘肃水利林木公司服务，我就很高兴地接受。有些朋友说：那边路太远不便，生活太苦，不要去吧。但是我想到祖母以六十五岁的高年，在四十年前交通艰阻情形下，还能作万里壮游，为甚我就不能呢，我决心走了。这是我和西北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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