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论史馆日历状

论史馆日历状

　　〈嘉祐四年〉

　　右臣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自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伏见国朝之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以两府之臣撰时政记，撰三馆之士当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为不重矣。然近年以来，员具而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此实史官之罪而臣之责也。然其弊在于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寮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纪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公文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月日，谓之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例皆承前，积滞相因。故纂录者常务追修累年前事，而岁月既远，遗失莫存。至于事在目今，可以详于见闻者，又以追修积滞，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则前后相因，史官永无举职之时，使圣朝典法遂成废坠矣。臣窃闻赵元昊自初僭叛至复称臣，始终一宗事节，皆不曾书。亦闻修撰官甚欲纪述，以修纂后时，追求莫得故也。其于他事，又可知焉。

　　臣今欲乞特诏修时政记、起居注之臣，并以德音宣谕、臣下奏对之语书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据诸司供报编次除目、辞见，并须考验事实：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侬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则之类；其贬某职者坐某罪，如昨来麟州守将及并州庞籍缘白草平事，近日孙沔所坐之类，事有文据及迹状明白者，皆备书之。所以使圣朝赏罚之典，可以劝善惩恶，昭示后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赏罚不当者，亦得以书为警戒。此国家置史之本意也。至于其他大事，并许史院据所闻见书之，如闻见未详者，直牒诸处会问，及臣寮公议异同、朝廷裁置处分并书之。已上事节，并令修撰官逐时旋据所得录为草卷，标题月分，于史院躬亲入柜封锁，候诸司供报齐足，修为日历。仍乞每至岁终，命监修宰相亲至史院，点检修撰官纪录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者，奏行责罚。其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日以前积滞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后，并令次月供报，如稍迟滞，许修撰官自至中书、柩密院催请。其诸司供报拖延，及史院有所会问，诸处不画时报应，致妨修纂者，其当行手分，并许史院牒开封府勾追严断。其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并乞更不进本。所贵少修史职，上存圣朝典法。此乃臣之职事，不敢不言。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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