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时世论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抵牾。

　　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麇》，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

　　《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

　　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抵牾矣。

　　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

　　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尝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吴季札闻鲁乐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而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辩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

　　余于《周南》、《召南》，辩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辩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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