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53)_李剑农

一五三

　　▼五　临时执政政府的成立及其设施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

　　黄郛的摄政内阁，本来是把它作过渡的；因为当时对于将来的新政府应该如何组织，尚不能立刻决定，暂时总不免要几个人看守那些中央机关，所以令黄郛组织一个摄政内阁（外交由黄自兼，财政王正廷，陆军李书城，海军杜锡珪，司法张耀曾，内务王永江，农商王迺斌，教育易培基，交通王正廷兼任。阁员多未到任）。黄氏摄阁的期间约二十余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所谓“临时执政政府”成立了。（在执政政府成立以前，冯玉祥还做了一件果断的事，就是令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事在十一月五日，旋由摄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

　　关于执政政府成立的经过，颇含有各派妥协的意味。赶走曹锟后，大家主张废弃法统，重新创造，关于这一点，大概无多异议（除了直系各省督军）。不过重新创造的方法形式如何，一时甚不一致。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人士，主张不要总统，采用合议的委员制，冯玉祥起初也是赞同的。并且有人假定这种委员制的政府，当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几个名流，联合组织；因为此次打倒曹、吴，是由于他们的结合而来。但这不过是一种空气。

　　段祺瑞不赞成委员制，却不便明白表示，张作霖也无所表示（颇有利用段氏的倾向）；故一时采用委员制的空气，颇觉浓厚。安福系的政客和军人想恢复他们的势力，很希望段祺瑞取得政府最高的权位（段氏自己也想，不过不便即时露出真面目来），对于委员制暗中极力反对。因为国民党联俄的事实已经很明白，冯玉祥和北京俄使馆的人员也已经发生了关系，而苏俄政府的形式也是一种委员制，于是反对委员制的政客利用一般人恐惧赤化的心理，说主张委员制的人有倾向于赤化的意味；帝国主义的外交团，蒙着一具嫉视苏俄的有色眼镜，也如是观察，吓得冯玉祥再不敢提委员制了。于是委员制的主张受了一大打击，无实现的可能。

　　当时长江流域直系各督军的态度，与新政府的组织也有很重要的关系。曹、吴虽然倒了，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虽然破毁了，长江流域还是在直系党羽的手中，冯、段、张都尚不敢忽视他们。当冯氏初发难时，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都表示极端拥护曹、吴；及吴氏一败涂地，曹锟宣告退位，齐、孙、萧等才到了左右为难的歧路上——要想与对方硬抗，恐怕实力不能抵敌，失了现有的地盘，并且地方一般的舆论都反对；想要与对方妥协，恐怕对方不相容，并且对于吴佩孚的情面上也有点过不去。曹锟退位后的二十日间，长江流域各督的态度，可以说是在一种半软半硬的情形中。他们知道对方的段祺瑞虽没有充分的实力，论资格却是老前辈，从前又本是同系首领；现在向他投降，尚不为耻辱，吴佩孚也不便反对。

　　段氏既无实力，也乐得接受他们的降服，或者可以借他斡旋的力量，缓和冯、张的压迫；因此一面推重段祺瑞，一面向新成立的摄政内阁表示不屈。十一月十日，由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杜锡珪等联名通电，拥戴段氏；十三日，齐燮元在南京召集苏、浙、皖、赣、闽、鄂、豫、陕八省及海军联防会议，结果再由齐、萧等八人联名通电，声言中央政府中断，对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承认。

　　张作霖和冯玉祥于十一月十一日到天津，与段祺瑞会晤；冯、张自然是劝段出山，收拾时局；不过用什么名义出山，尚无成议。及接到齐燮元等十三日不承认北京所发命令的通电，冯、张等为对付长江方面计，觉得有即行抬出段氏来的必要；因于十五日由张作霖、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推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执政”两字的采用，一方面表示废除了崇高大总统，一方面表示不是委员制。这便是“执政政府”名称的由来。

　　段氏对于张、冯等的推戴，尚未立刻正式表示接受。吴佩孚由大沽浮海南下后，起初想在山东登岸，被郑士琦派兵阻止，于十五日由吴淞口溯江抵南京下关，与齐燮元会晤后，即向汉口上驶，十七日抵汉，便用齐燮元的名字领衔，由汉口发出十省及海陆军将领二十余人联名的通电，提议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齐燮元等对于此电实不同意，又不便否认，因于十九日一面由苏省长韩国钧出名发出反对设立护宪军政府的通电，一面再由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八九人，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段氏至此，知道出山的时机到了，乃于二一日通电宣告准于二十四日就临时执政职，组织执政政府；次日入京；二十四日就职，即日公布一种很简单的临时政府条例（共计六条），并发布执政政府的人员如次：

　　外交　唐绍仪（未到任，由次长沈瑞麟代）
　　内务　龚心湛
　　陆军　吴光新
　　海军　林建章
　　财政　李思浩
　　司法　章士钊
　　教育　王九龄（未到任，初由次长代，后由章士钊兼）
　　农商　杨庶堪
　　交通　叶恭绰

　　于是执政政府成立。依临时政府条例，“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置国务员，分长各部，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别无所谓国务总理。所以临时执政的实权，就是把从前的总统与国务总理合而为一。在表面上执政不是总统，实际上执政的职权绝无限制，比起从前的总统来要自由得多了。不过段祺瑞现在已经失去运用这种职权的能力，一方面被各派的武力所宰制玩弄，一方面中国国民党人不信任他。关于他与各武力派的交涉，待至下节再说，现在且把国民党对于他的态度约略叙述如下：

　　国民党此时在北方，除了在青年学生和教授团体中蓄有一种潜势力，表面上似尚无何种能力；所以那些军阀巨头，除了冯玉祥眼光比较的锐敏，极力和党中的领袖接近外，大都不十分注意国民党；其有注意及于它的，或者只把它看作一种思想简单的学生，附和雷同，无意识的胡闹，原则把它看作一种赤化过激的恶魔；对于孙中山依然以发空议论的“大炮”相看，没有真正与他合作的意思。但因联合反直的历史关系，未便骤然置之不理，当冯玉祥等电请中山北上，段祺瑞、张作霖辈也表示欢迎。在国民党的内部，对于中山的行动，起初却有两派意见：极左派的共产党系，恐怕中山和北方军阀妥协，反对他北上；极右派的人士，急谋接近政权，很希望中山和北方军阀妥协，惟恐他不肯北上。究竟两派都未能了解中山的意思；中山于十一月三日决定离粤北上，他决定北上的主要目的，就是谋与北方的民众接近，以便宣传他对时局的主张。

　　十一月十日，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一篇对时局的宣言，前面申述国民革命的目的：对内在扫除军阀，使军阀永不复起，对外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后面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在召集国民会议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宣言发表后，中山于十三日由广州起程，十七日抵沪；在沪召集全埠新闻记者谈话，说：“我这次北上，是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又说：“我负着这种责任，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原来自国民党改组以后，由党员用一种党团操纵的方法，在国内各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北京、上海各处都有所谓“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组织，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厚。中山向新闻记者这种谈话，自然惹起帝国主义领事团十二分地恐怖嫉视，想干涉他的居住行动。

　　（《字林西报》谓：“负政治上任务之大元帅果否适宜居于商务性质之上海，颇为疑问。”其意欲悚动租界当局干涉其居住，中山告新闻记者某日本人谓：“现在上海虽然是租界，但是中国的领土，我是中国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领土之内，要什么行动，当然可以做什么行动，他们客人决不能干涉。”）

　　他于二十二日离沪赴日本，再由日本到天津（十二月四日），法领事竟不许他通过法租界，并且不许他在法租界住，可见帝国主义者对于他的愤恨嫉视了。段祺瑞看见十日中山对时局的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他在二一日宣告入京就职时，也在通电里面主张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表示与中山主张一致；但实际上，他的善后会议和国民代表会议不过是一种敷衍中山、涂饰国人耳目的工具，他的主旨和中山全然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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