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21)_李剑农

一二一

　　▼五　护法战争中北方冯、段的暗斗

　　段祺瑞对西南的大方针，是用湖南作制服两广的基础，用四川作制服滇黔的基础，而用参战的名义与日本军阀勾结，取得巨额的借款，充实对内作战的军备，在他以为是一定可以成统一之功。并且此时西南各省虽以护法相号召，并无确实的结合，唐继尧、陆荣廷既不是中山的同志，而川与滇黔又正在互相残杀中，湘中的军人又有一部分已经投降北洋系，形势也不足以与北洋系相抗。但是北洋系内部早伏着分裂的种子，冯、段间的暗斗，比前此黎、段间的暗斗还要来得深刻。结果不惟不能奏统一西南之功，反把一个北洋系演成两个北洋系，其演变如次：

　　一、川湘方面的用兵失败与段阁倾倒

　　八月六日，傅良佐督湘的命令发表后，湘督谭延闿并不抗命（因为此时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及零陵镇守使望云亭等，已为北洋军人所笼络），并派望云亭入京欢迎傅氏。但乘望云亭入京之时，委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令林修梅（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开赴衡州，这就是在湘南布置军备，谋与援湘的桂军取联络，为后来独立张本。傅氏入湘以前，原宣言不带北兵入湘，对于湘省军官亦不更动；但一接任后，驻岳的北军便陆续南下，并改委陈璩章为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因于九月十八日通电宣告自主，林修梅与刘一致行动；援湘的桂军此时也准备开拔入湘了。

　　北方开入湘省的主力军，为王汝贤所统的第八师及范国璋所统的第二十师，王、范都是听命于冯国璋的。此时直、皖两系的界限尚未明白，冯、段间的裂痕也未显露。但当王、范出征请命时，谒段，段百端激励；谒冯，则冯的语气似有不主武力解决的倾向；王、范已默认冯氏意向的所在；又湘督一席，原为王汝贤所垂涎，及为傅氏攫去，王已很不高兴。到十月六日，湘南开始发生战争；从十月到十一月，初时南军不得利；及援湘之桂军开到，南军气势大振，北军失利，王、范又与傅督不睦，傅氏弃长沙逃走，王、范皆陆续退兵。段氏对于湘省方面的计划遂失败。

　　四川方面，在四月里，刘存厚受段政府暗中的挑拨，逐去了罗佩金；罗受督川之命，即欲以川省长位置与刘存厚，以结川军之欢心。段氏因欲拉拢研究系，乃不与刘而与戴戡。刘以罗为诳已，因怨罗。段复促罗裁减川军。罗恐惹起战祸，密电段政府，请将刘调离川境。段得电后，反故意以罗电文泄示于刘，以激其怒。四月十九日，遂有川、滇军冲突之事。段于四月二十日遂免罗督军之职，并免刘存厚第二师长职，而以戴戡暂行兼署川督；罗于二十五日卸川督职。复辟之变将发动时，川、黔军又起冲突，戴戡也站不住了；到七月二一日，戴氏在乱战中被杀。

　　段政府于任命傅良佐督湘之日，即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由岳州率兵两混成旅入川（吴时驻岳州），而以川督一席与周道刚（后又命刘存厚为会办军务）。段氏本想以川军为驱逐滇黔军的先锋，而用北洋军队在后面监视，吴光新就是将来的川督候补者。但是吴氏太不中用，在宜昌逗留经月，才输送一部分军队到重庆，吴自己随即西上；此时周道刚以为北军是来援助他的，当然对吴很恭顺；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此时已与西南秘密连结）和驻在綦江的黔军，也佯为表示恭顺（吴并依黔军的请求，拨助饷弹若干）；但至傅氏由长沙逃走的时候，熊克武的川军也乘吴不备，把达到重庆的北军包围缴械，吴乘船逃走，辎重皆被川黔军夺去；周道刚失势，重庆便为熊克武所占领。于是段氏对于川省方面的计划也失败。

　　川省的失败，是由于吴光新的不中用和熊克武的倾于西南；湘省的失败，则由于王汝贤、范国璋的怠战。王、范于十一月十四日自由通电停战（十八日即退至岳州）；十七日，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又联名通电，主张与西南和平解决，并声明愿作调人。（电由曹锟领衔，但曹于二十日用电话向段声明，此电并未与闻。）段祺瑞于傅氏离湘时，即向总统提出辞呈，冯虽表示慰留，但至四督联电发出后，段知王、范退走与四督主和的通电皆由仰承冯氏的意旨而来，于二十日再递辞呈。冯氏也再不客气，到二十二日，便令准段氏免职，以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梁启超、汤化龙、范源濂、林长民等几位研究系的阁员，也随着段氏去职，段内阁瓦解。这是冯、段斗争的第一幕。

　　段氏去职时，异常愤激，曾向北洋军发出一道正密电文，略如下：

　　祺瑞自五月罢职以后，久已厌绝人事，闭门谢客，国变再出，大违初衷。就任以来，赖诸君子群策群力，共济艰难，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指北洋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竟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今日中国，盗贼盈途，奸人恣肆，纲纪日夷，习俗日敝，所谓法律护国，有名无实，徒供欺诈者诪张为幻之具。……

　　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者，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阱也。

　　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令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自兹以往，伏愿诸君子……时时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团结坚固，勿堕彼辈阴谋之中，以维持国家于不敝，此祺瑞鳃鳃愚衷所祷祀以求者也。临别之赠，幸密存之。

　　段祺瑞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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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电文，确把段氏褊狭的精神表现出来了：他认定北洋军阀是中国唯一的势力、唯一的拥护者，去了北洋军阀，便无中国；他说“北方军人，宗旨正大”，忘记了他自己教唆督军团造反以谋恢复自己的势力，便是极不正大的行为；他责备冯系军人不应该“启阋墙之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忘记了他自己的假对外以制内便是阋墙，日本便是渔人；他说西南“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忘记了他自己始以西南攻西南，继以北方攻西南，先自甘为日本的傀儡，惟恐灭国亡种之不速。他诋毁西南，用离间、诱饵的阴谋破坏他的北方团体，其实冯、段分派虽有反对派离间的情事，大部分是由于他所信任的徐树铮，专横不羁所致。（《北洋军阀小史》谓：“冯、段分系，自冯入京为总统后渐见，凡亲冯者段派即目为冯派，时徐树铮专权，所谓冯派者，因集矢于徐。”）他一面责备王汝贤，一面仍想把北洋军阀团结成一个势力，作撑持中国的台柱。但是这根台柱，已经成了破裂腐朽的废材，没有方法可以修补了。

　　此次段氏的失败，段氏固然痛心，梁启超的痛心，比段还要加倍。梁氏相信国家要有一种中坚实力来维持，北洋派的武力有可以成为中坚实力的资格，很想和他们结合，去改良他们；第一次想改良袁世凯，不成功；现在想改良冯、段，不惟不成功，反望着可以成为中坚的实力，自己崩溃起来；从前恨黎元洪受人利用，不明责任内阁制的精神，无故与段为难，现在使段为难的却发生在他所期望成为中坚实力的内部，这是他痛心的一层。

　　还有一层，他此次与段登台，满拟扶助段氏，作一个意大利三杰中的加富尔，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作一番切实的外交工夫，增高国家对外的地位；谁知段派专图对内，他向协约国公使出支票，段派却不兑现，他想向西方帝国主义者寻生路，段派从东方帝国主义者寻死路；诚心要纠正段氏，段氏偏不受他的纠正，望着段氏被交通系的曹汝霖辈牵引走入日本人的牢笼里去，而曹汝霖又是他当时的同僚。这一层痛心，尤其说不出来，好比哑子吃苦瓜，只好心里叫苦罢了。梁氏自从经过这一次痛苦，他的政治生涯也将要告终了；因为此后北洋军阀成为交通系的专有物，研究系再不能插足，所以也再不要他，他也再找不着有改良希望的中坚实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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