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16)_李剑农

一一六

　　二、政潮的演进

　　此次大政潮的掀起，当时颇有责备民党操之过激的；其实首先向民党挑战的还是北洋军阀。段内阁的外交总长唐绍仪，起初并非绝对不肯就职，唐氏由沪北上时，北洋军人便通电反对（由张勋出名）；唐氏抵津，复假直隶绅民的名义，散发诋毁唐氏的传单。唐因此愤而辞职。这是北洋军阀向民党宣战的第一声。段阁成立后，内务总长孙洪伊在第一次阁议中，便和国务员秘书长徐树铮发生牴牾。（秘书长在内阁会议本无发言权，徐树铮竟在阁议时，对于广东李烈钧与龙济光之战争，主张电令闽、粤、湘、赣四省会剿李烈钧，孙洪伊主张去电和解，阁议皆以和解为宜，亦并未制止徐之发言。

　　徐氏竟将会剿李氏电擅行发出，及四省覆电到院，孙因面斥徐之荒唐，徐犹强执，因此恨孙刺骨，是为孙、徐交恶之始。）段氏的专擅行为和后来所谓府院的恶感，都是由徐树铮的跋扈骄恣所酿成。孙氏站在内务总长的地位，对于各省长位置的变动当然有权；省长的配置与各党派势力的伸张，有密切关系；而徐树铮往往倚仗段氏总理的地位，专擅无忌，孙氏当然不肯放让，因此孙、徐之间势成水火，到十一月二十日，竟以总统命令将孙氏免职。（孙曾免去内务部司长祝书元等之职，祝等控孙违法，孙之免职与“免祝案”有关。）这是北洋军阀向民党挑战的第二炮。在国会里面，研究系主张拥段，可算是段氏的羽党，商榷会的右翼因为谷钟秀、张耀曾两总长的关系，也倾于维持段阁；左翼则以北洋军阀跋扈太甚，主张倒段；这是两派对于内阁的态度。

　　关于宪法问题，两派有几个重要争点：甲、研究系主张修改草案上的两院制而采用一院制（万一必采两院制，对于上院的组织须变更）；商榷会的大多数则坚决维持草案上的两院制。乙、研究系主张省制须以普通法律定之，万不可参入宪法中，并且反对省长民选；商榷会则主张非在宪法上把省制大纲规定不可，并且主张省长民选。（其他关于国会解散、国务员信任等问题，亦有不同的主张，但不如上二事之重要。）

　　国会开会后，从九月十五日起开始审议党草，因为省制入宪的问题，发生有名的斗殴案。事后研究系通电各省督军攻击敌党议员，（对方因研究系通电督军，亦通电全国以相抗。）因此启督军团干宪之端。到二一日，北京便发现所谓“宪法促成会”（由北洋军阀暗中主持而成）；这种促成会发现，便是北洋军阀向国会下警告的。总统府和国务院，也渐渐发生了暗潮；其原因也是段氏过信徐树铮，以国务总理负责为口实，事事不令总统府与闻其实，但令盖印画诺。原来丁世峄所以入为府秘书长，就是因为黎总统人太忠厚，恐其为北洋派所挟制，想以秘书长的地位辅黎之不足；看到徐树铮的跋扈行为，委实不能忍耐，因此遇事也就不肯随便画诺。

　　（丁世峄后来辞秘书长职，发表辞职书，有云：“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严家炽未经阁议[财政总长亦声明未与闻]，而必以立时盖印为满意……国务总理，恒匝旬不一晤总统，惟见有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来往十余电报未一呈阅……”观此可见段、徐之专擅。他们所以如此专擅，就是误解责任内阁，以为责任内阁制之元首本是偶像，不知元首虽不积极负责任，对于重要国务亦有相当的权能也。）

　　到十二月后旬，便有所谓二十二省军民长官忠告总统、总理、国会的联电（电由冯国璋领衔），电中大略说：总统宜信任总理，兼持大政，国会宜早定宪法，勿干涉行政。这个联电，便是督军团威吓总统和国会的先声。

　　上面所述，都是五年秋冬间的情形，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内阁自孙洪伊免职后，政府初提任可澄，继提张国淦（都是从前附于进步党的官僚），皆被国会否决；于六年一月一日，乃任命范源濂兼署。（因各派皆欲取得，争持不相下，故以兼署了事。）一月五日，梁启超抵京，（梁由沪赴京，历访冯国璋、张勋，有所接洽。）外间喧传梁氏到京后，政局将有大变动，国会或竟解散，其实都是反对党神经过敏的揣测。平心而论，梁氏此时虽很与段氏接近，还是站有尽力调和的地位，不过他对于宪法主张上院的组织宜变更，省制不入宪；还有一点招忌的地方，就是他常常宣言不入政途，将从事教育事业，却常常和段氏等以声气相呼应，好像要作段政府的后台老板一样，所以反对党处处以疑忌的眼光对之。（梁氏招反对党的嫉视由军务院撤销问题起，前节已言之。）但是他并不能转移段派军阀的行动。

　　一月九日，张勋、倪嗣冲、靳云鹏、徐树铮等又在徐州开省区联合会，谋对付总统、国会了。（冯国璋在南京开寿筵，各省因派代表祝寿，张勋等乘机邀往徐州开联合会。）到二月初旬，对德潜艇战策的抗议事件发生，（德国宣布于二月一日起以潜艇封锁海上，美德绝交，中国接到美国的通牒，亦于二月九日提出抗议。）便促起国内的大风潮来。

　　对德提出抗议在二月九日，正式宣告绝交在三月十四日；到五月七日，始将对德宣战案提出于国会；十日，便有公民团包围众议院、殴辱议员的事件。由二月初到五月中的长时间，对德外交问题算是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同此时间内，在国会里面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宪法会议的二读会。（宪法二读会于一月二十六日开始至国会二次解散时尚未终了。）在宪法二读会中，研究系的主张大部分皆失败，因此痛恨已极。

　　关于对德宣战问题，情形极复杂：由抗议到绝交的期间内，第一，黎总统、冯副总统（冯国璋于五年十月当选为副总统）及大部分的督军皆反对加入协约国（冯于二月十二日、十七日两次电政府持反对态度，各督军亦持反对态度），国务员中也有怀疑的；第二，在野名流孙中山、唐绍仪及各商民团体，也皆反对加入（中山于三月八日电政府反对，唐绍仪于三月十日电政府反对），惟梁启超则极端鼓吹加入；第三，在国会中，研究系皆从其领袖梁氏之主张，旧国民党系（即商榷会系）的丙辰俱乐部派极端反对（马君武在三月八日并提出质问书谓：梁启超干涉外交，陷中国于危险地位，请政府注意），益友社派（以张继为中坚）及政学会派则皆赞成。但在此时，赞成、反对的两方面都是在国家的利害上打算，并非牵于平时的党见，所以在三月十日国务员全体出席两院，报告外交方针，众议院即日投票表决通过（赞成者三三一票，反对者八二票），参议院亦于次日投票通过（赞成者一五八票，反对者七二票）。

　　十日，德国驻京公使送到德政府的答复者，十四日，便正式宣布绝交。在未宣布绝交以前，段总理和黎总统发生一次大冲突：三月三日，段总理与各国务员同往总统府，提出一件训令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要求总统签印拍发，电中的大意是要他转告日本政府，“中国政府已决定对德绝交，所有中国之希望条件：一、庚子赔款，德奥方面永远撤销，协约方面缓还十年；二、现行进口税，实抽百分之五，改正货价后，实抽七分五，裁厘后抽十二分五；三、解除《辛丑条约》中国于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兵，并解除各国驻兵使馆及京津铁路之约束：凡此三端，以深信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友好之诚意，请求援助”云云，黎总统因为问题重大，此时尚未取得国会同意，不宜便向外国发表，所以反对将此电发出。段氏便愤然地说：“总统既以内阁所为为不合，无妨另简贤能。”午后，即辞职往天津。所谓府院的冲突至此便大爆发。后经冯国璋（冯于前月入京）往津调解，附以总统不干涉对德外交并驱逐府秘书长的条件，段氏方再返京任职（致章公使电于段返京后总统照发）。但是黎、段间的感情上，已留着一条很深的裂痕。

　　对德外交的大方针既已通过国会，宣布绝交后应当不致发生大问题了。但是一部分持反对态度的人仍旧反对，在野名流赞成和反对的两派仍旧不一致。参议院议员章士钊因主张增设不管部的国务员，将在野各派的领袖一体罗致，既可调和各派的感情，又可统一对外的意见；但是不为当局所采纳，仅在国务院组织一个国际政务评议会，由总理聘请各派人士为评议员，而各派所谓第一流领袖仍不在内。

　　梁启超于三月二十六日致函评议会，主张速向德奥宣战，地方各团体对于梁函多加反驳；冯国璋回到南京后于四月八日致电政府，仍旧反对参战（冯谓前在京赞成绝交，实为调和府院意见，对德奥宣战则不赞同）。国际政务评议会意见也不一致；在朝在野的要人，始终主张参战的，可说只有段总理和梁氏二人为最坚决。梁是想学意大利的加富尔加入克里米亚战役，藉以增高在国际上的地位；段则早与日本军阀秘密勾结（由张宗祥、陆宗舆等作引线），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里去了，他一方面未尝不想倚赖日本的赞助，改善国际地位（这是与虎谋皮），一方面还是想取得日本的金钱和军械，坚固北洋派的实力，以制服国内的反对党。梁氏固不明白段氏的真意思，就是段派的督军也多有不知道段氏的秘密，所以对于参战也有怀疑的。段因决计召集各省督军来京开军事会议，一面统一督军团体的意见，一面可以威压国会。

　　到四月二十五日，各督军在京开会了，到会的督军七人、督统二人、省长二人、代表十六人（非北洋系的督军大抵皆只派代表），段自为主席；段氏将参战的秘密预先告知他的徒党，结果皆赞成参战表决签名。五月三日，督军团公宴议员，替段氏疏通参战案；七日，参战案提出于国会；八日，众议院开秘密会，国务员全体出席，报告参战案，表决交全体委员会审查。假使北洋军阀不用过激手段，参战案当然可以平安通过，因为国会里面对于参战案持反对态度的本只有极左翼的丙辰俱乐部一派，研究系自然赞成，政学会派和益友社派也是赞成的（政学会由谷、张主持，益友社由张继主持）。

　　但是那些军阀的要人生恐目的不能达到，要祖述民国二年选举总统的惯技，用威迫国会的手段；到十日众议院开会时，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共约三千余人，由陆军部人员指挥（傅良佐、靳云鹏到场指挥，为当时人所目见），包围众议院殴辱议员多人，并声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才解散。众议院因此愤激，停止会议。国务员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伍廷芳等相率提出辞职呈文（陈锦涛早受交通系陷害去职，许世英也因事免职了），范源濂后来也提出辞呈；于是内阁只剩了段氏一人。段氏自己也知道弄巧成拙，不能收拾，于十二日拟具辞职书，将要提出，忽被左右阻止，决计与国会硬抗，再三咨催国会速议宣战案，对于围扰国会的责任问题，置诸若有若无之间。国会的极左翼本不满于段氏，自此风潮发生，除了研究系一派以外，大多数皆主张倒段。

　　到十八日，北洋系与日本军阀勾结的秘密，又被北京英文《京报》发露；（是日，英文《京报》载，段氏由陆宗舆、曹汝霖议借日款一万万元，由日人代行整理三兵工厂，并请日本军官练兵，日田中参谋来华，与此事有关[田氏时已到华]。该报主笔为陈友仁；次日，因此新闻，陈友仁被段政府捕去。）国会大多数更不信任段氏了；十九日，众议院开会议决：现内阁仅余段总理一人，不能行责任内阁之实，本院对于此种重大外交案件，应候内阁改组后再议（意思就是参战案是可以通过的，但段非去职不可）。

　　督军团知道国会无可挽回，决意破毁国会；但此次事件咎不在国会，无可措辞。研究系因为关于宪法的主张失败，积愤既深，看此形势，段氏又难于维持，也决计利用督军团来改造国会；因煽动督军团，假宪法草案议决的条文不适国情为口实，呈请政府解散国会。黎总统招孟恩远、王占元入府，告以约法上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解决时局的办法惟有请段总理辞职。督军团知道黎总统已站在国会的方面，相率出京，往天津、徐州等处会议去了。到五月二十三日，黎总统以国务员伍廷芳副署的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即以伍氏代理国务总理。随即督军团宣告反叛，国会第二次解散，张勋便演出复辟的滑稽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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