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92)_李剑农

九二

　　又查应犯家内证据中有赵总理致洪述祖数函，当系洪述祖将原函寄交应犯者。内赵总理致洪函，有“应君领纸，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方行”等语。（这就是要洪作袁、应之间的关键，不必经过赵的意思。）又查应自造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誊写本共四十二通，均候分寄各处报馆，已贴邮票，尚未发表，即国务院宥日据以通电各省之件。（国务院于“宋案”发生后，三月二十六日曾通电各省，谓“据应夔丞二十三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并附有简明宣告文，杂列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之罪状，谓俱宜加以惩创，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时执行”等语。这是赵应洪等想借此迷惑社会耳目的手段。）其余各件容另文呈报。前奉电令穷究主名，必须彻底讯究，以期水落石出。似此案情重大，自应先行撮要，据实电陈。除武士英一犯业经在狱身故，由德全等派西医会同检察厅所派西医四人剖验，另行电陈，应桂馨一犯，迭经电请组织特别法庭一俟奉准，即行开审外，谨电闻。

　　我们看了前面的证据，不惟可以断定赵秉钧是谋杀的嫌疑犯，就是袁世凯也不能不被认为谋杀嫌疑犯之一，参以后来应桂馨与赵秉钧暴死的经过，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宋案”初有组织特别法庭开审之议，后因司法总长许世英力持不可，遂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开审数次，原告律师金泯澜等要求非洪述祖、赵秉钧到案不能洞悉确情。上海检察厅于是发有传赵秉钧到案之厅票。洪述祖虽被政府严拿，然安然避居青岛；赵自请辞职，袁仅准其请假安居北京。案悬不能审。应桂馨后乘沪上乱事之隙逃出。

　　至民国二年十一月，应由青岛电政府请昭雪，三年一月，应入京，招摇过市，一月十九日出京，在京津火车中被刺身死，行刺者名王滋圃[据孤愤言，为袁所使]。时赵秉钧为直督，曾通电各处严缉杀应之凶犯，而竟忘应曾为“宋案”凶犯也。应死未久，赵秉钧亦以七孔流血暴亡。孤愤谓：“赵闻应死，曾用电话向袁鸣不平，谓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未数日，赵亦暴亡，盖袁恐赵氏终暴其隐也。”洪述祖于洪宪帝制乱后，始被宋教仁之子拿获，控由法院宣告死刑，“宋案”乃结。）

　　袁所以必致宋教仁于死地，固然是因为国民党选举得胜，恐怕宋挟国会的势力逼着要组织内阁，要破毁国民党，非先破毁制造国民党的领袖不可。但是国民党的领袖，在宋的上面还有孙、黄，与宋同列的，还有某某某某等，为什么独谋杀宋一人呢？孙之为袁所忌，固不待言，不过他知道此时孙尚不欲与他为敌，黄则是他认为忠厚老实的人，其他与宋同列的领袖某某某某等，或则尚不欲露头角，或则早被袁用金钱的迷魂汤把他们毒杀了（当时被袁用金钱贿买的党人不止一人，现在也不必详举）。

　　对于宋教仁，袁也曾用过金钱毒杀政策，但宋不肯受他的金钱——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此事，著者曾亲闻之宋君亲密之友人）——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袁世凯最忌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人，因为有能力而又有操守，便不肯作他个人的私党，受他的牢笼指挥，便是他切身之敌；他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贪诈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

　　当“宋案”的证据在沪暴露时，听说沪上法院要发传票传赵秉钧到案，袁、赵一时慌乱无计，便想出一种奇妙的抵制办法，在北京制造一种暗杀风说，滥肆逮捕，说是搜出一个什么血光团的名簿来；接着逮捕国民党议员谢持，又贿买周予儆自首为血光团员，供词扳扯黄兴。及上海法院票传赵秉钧，北京便以票传黄兴为抵制，把司法上的刑事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使沪上法院对于“宋案”的审理，不能得到正当的结果。自此暗潮日急，大有“山雨欲来”的景象。袁世凯知道战事必不可免，秘密促成大借款，以为用兵及贿买各方的资金，“宋案”证据宣布的那天——四月二十六日——二千五百万镑的大借款合同也就签字了。

　　大借款的进行，原来始于唐绍仪组阁时。因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始终抱持财政侵略的政策，百端压迫，不能就绪，但总在似破裂非破裂的情况中。到民元十二月间，关于借款的重要条件大致就绪，财政总长周学熙曾将其重要条件报告临时参议院，参议院也表示大体许可；但政府既不是以正式公文提出，该院亦非以议决的形式出之，依临时政府时代几种小借款的先例，凡政府于立约签字之先，无不正式提交参议院通过。此次大借款，经十二月间的报告，银行团方面又发生变化，原因就是俄法两使反对监督用人条款，主张各该本国必出一人；后经公使团协议，盐税稽核处聘英人为主办，德人为副办，国债局聘德人为总办，审计顾问俄、法二国各聘一人；公使团于民国二年三月三日（时“宋案”犹未发生）将此议通告中国当局，当局以此议为借款谈判时所未曾闻，于中国不利，拒绝之。

　　时美国政府以银行团要求中国的财政监督权太无道理，令本国银行退出借款团之外，并奖励便宜投资，五国团颇有恐慌的样子。假使不是袁世凯制造内乱，又切望外资去镇压内乱的原故，这时候确是冲破五国团罗网的一个机会；乃袁于“宋案”发生后，便秘密与五国团交涉，五国团正在受美国退出的恐慌中，焉有不欢迎之理，故年余以来不能成立的大借款合同忽于数日之内即行签订。

　　签订后，藉口往年十二月在参议院的报告，说是已经参议院通过了，现在仅咨请国会备案，于是国民党的议员大哗。拥护袁世凯的国民党议员，一面承认政府签订合同的“手续不合”，一面仍极力反对国民党的反袁行动。各省都督有通电责问政府借款违法的，也有已经被袁收买，希望即时分饮“止渴之鸩”，因而替袁辩解的。这是大借款宣布后的情形。到七月间，又发见袁政府在大借款签订以前（四月二十日）还有一宗秘密借款，就是奥国借款。此借款不惟未经国会通过，简直使国会梦不得知。经议会再三质问，始承认有此事，于是连拥护袁世凯的议员们也不便替袁政府说硬话了。赵秉钧、周学熙至此始依愿免官。在此两宗借款的签订时，袁世凯向国民党积极备战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白，战斗的成功也大都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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