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87)_李剑农

八七

　　▼一　政党的产生与演化

　　同盟会在清帝制推倒以前，只是一种秘密的革命团体，还不能作为公开的政党。在清朝末年，形式上成为公开的政党的，只有由“国会请愿同志会”演进而成的宪友会。当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资政院成立后，该院中由各省咨议局所选出的议员（大都是“国会请愿同志会”的人物）和敕选议员臭味不同，两相对抗，于是前者便组织一个宪友会；敕选派的议员为对抗宪友会起见，也组织一个宪政实进会；还有一小派的人又组织一个辛亥俱乐部。这三个政团虽然都是站在君主立宪的范围以内，但是后面两个（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是纯粹的官僚团体，到清帝制推翻时，便全然消灭；只有那个宪友会可算是后来进步党的老祖宗。

　　宪友会除了在资政院内俨然成为一个政党外，并且有许多院外的人物参加，在各省设有支部，如直隶的孙洪伊，湖北的汤化龙、胡瑞霖，江苏的沈恩孚、黄恩培，山西的梁善济，奉天的袁金铠，江西的谢远涵、黄为基，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刘崇佑、林长民，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等都是该会各支部的领袖。自武昌革命军起，到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几个月间，革命派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宪友会，都起了绝大的变化。表面上第一个变化为同盟会由秘密变为公开，而宪友会的旗帜消灭。但是最大的变化，还是两派的“化分”与“化合”。这种化分与化合的作用化来化去，一时政党林立，好似“雨后之笋”，直到第一次正式国会成立的前后，又化成革命派与立宪派对立的两个大党：前者为国民党，后者为进步党。这种化分化合的经过情形极其复杂，几令人不能辨识；但是关系颇为重要，请略为叙述于后：

　　同盟会原来所标榜的主义有民族、民权、民生三大纲，而辅之以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革命方略；到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三时期的革命方略已经完全抛弃，就是对于三民主义，也渐渐地黯然失色了。因为在组织同盟会时，许多党员便只认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汉族对于满族谋光复。清帝制一倒，许多革命党员以为目的已经达到，以前结合的原因消失，于是分化的作用便起来了。同盟会要人章炳麟，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和孙中山有很深的隔阂，到辛亥光复事毕，便与同盟会分离，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这是由章炳麟领导的化分作用的开始。湖北方面的孙武、蓝天蔚、刘成禺等，原来也都是同盟会派的人物，现在也和张伯烈、饶汉祥等拥戴黎元洪为首领，以湖北人为中心，组织一个政团，叫作民社：这又是分化作用的一个表现。

　　立宪派的宪友会在资政院时代，以君宪为目标；现在因为目标消灭，也不能不起化分作用：汤化龙、林长民等率领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等率领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共和统一党；又有籍忠寅、周大烈等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国民协进会。

　　上面所举，是革命立宪两派最明显的各自化分。有了化分作用，便立即又起化合作用。在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当然还是同盟会的干部人员握重权，而该会中的少年党员妄自骄功，举动暴烈，干部领袖不能节制，同盟会便为人所诟病；于是凡非同盟会的团体与由同盟会化分出来的团体，渐有互相结合以抗同盟会的趋势。章炳麟所改组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往昔预备立宪公会的领袖张謇等，以江浙人士为中心，联合而组成一个统一党，这是第一步的化合。接着统一党又与籍忠寅等的国民协进会、湖北团体的民社，联合而组成一个共和党，便是第二步的化合。

　　此时汤化龙等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等的共和统一党，尚未十分活动；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积极与同盟会为对抗行动的，还只有化合的共和党。同盟会以民权党自命，共和党则以国权党自居；同盟会对袁世凯谋防制，共和党则拥护之；前者诋后者为御用党，后者则诋前者为暴民党。但两党议员在参议院中皆不及半数，而共和党有袁世凯的军阀官僚势力与相援接，故参议院的行动常为共和党所操纵；于是又有最重要的第三党及其他各种小党，再起后来的大化合作用。

　　所谓最重要的第三党便是统一共和党。该党的重要人员有谷钟秀、张耀曾、欧阳振声、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等，他们所拥戴的总干事为蔡锷、王芝祥。这一党的人士，有从前加入过同盟会的，也有不曾加入过的，有从前与立宪派发生过关系的，也有不曾发生关系的。这一党在精神性质上，可以说是介于所谓“民权党”与“国权党”之间。它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有二十五个议席（同盟会与共和党各四十余席），所以有举足轻重之势；并且在各省的支部也有六七所，所以是重要的第三党。

　　所谓其他各小党：（一）陈锦涛、徐谦、许世英、牟琳、陈箓等以伍廷芳为会长的国民共进会；（二）温宗尧、王人文等以岑春煊、伍廷芳为名誉总理的国民公党；（三）董之云等的共和实进会；（四）张国维等的民国公会；（五）潘鸿鼎等的国民党（此非由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六）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及国民新政社等：这都是与后来的大化合有关系的。以外还有所谓自由党、社会党种种名目，都不过昙花一现便不见了。

　　大化合作用，发动于同盟会干部的宋教仁。宋在当时的同盟会中，除了最高领袖孙、黄以外，算是最露头角，政治手腕极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政治热也达于最高度。民党名士章士钊感于无意味的小党林立，在《民立报》上发表“毁党造党”之说，主张国内所有各党一律毁弃，大家相互研究，弃小异，取大同，求出一个大同大异之点来，造成对立的两大党，以为实现责任内阁制度的良好基础。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恰与章说相合，他党的重要人士也有极赞成章说的，于是宋教仁首先展布他的敏捷手腕，与那个重要的第三党——统一共和党的人士相提携；原来统一共和党的重要人士多与宋为知交，感情极融洽；在民元八月，同盟会便与统一共和党及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小党合并而改组国民党：这便是国民党的大化合。

　　共和党本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三党化合而成与同盟会相对抗的；同盟会既化大为国民党，共和党的情势却与相反，一方面虽然吸收了民国公会和前国民党两个小党进来，章炳麟派的统一党却依旧分了出去。不过统一党仍旧与共和党，一致对抗由同盟会化成的国民党罢了。

　　前此由宪友会化分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共和统一党，本与梁启超派是气类相感的，到民元十月，梁启超回国，想在国内政治上有所活动；此时正式国会的选举将进行，汤化龙、孙洪伊等当然想在正式国会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于是便将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合并而为民主党，加入梁启超为该党领袖，又吸收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几个小党，以扩大民主党的组成成分，这便是民主党的化合。

　　因此当第一次正式国会议员选举时，竞选的党派，有最大的国民党，及与国民党相对抗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共计四党。以三个分立的小党对抗一个大党，况且此时各省的政治机关大半还是操在革命派的人手里，所以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大获胜利，其余三党皆归失败。于是三党为在国会里面对抗国民党起见，乃合并而为进步党：这便是进步党的大化合。

　　民国初期政党变化图

　　民国初期的政党，有几种特色，为欧美各国政党所罕见的：

　　一、党员的跨党：往往一个党员，既挂名于甲党，同时又挂名于乙党，甚至并挂名于丙党的。这种跨党行为，有非出于本人的意思的，也有出于本人的意思的。前者大概为被拥戴的假领袖，在拥戴的团体，想借他作面子上的装饰品，被拥戴的碍于情面，也便以挂名于党作敷衍的应酬品；后者则直以入党为竞权牟利的工具，好比狡兔的三窟，此种党员最为可耻，但在民国初期却视为平常（到洪宪帝制推倒以后尤为特甚）。

　　二、党议不过是空洞的招牌：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与立宪党本各有鲜明特异的旗帜；及清帝制一倒，两方的旗帜，都变得不甚鲜明；渐至小党分立，党义的异同更难识别；例如同盟会（在公开以后）、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在未化合为大党以前，各方所标举的政纲实难找出多大的差别来，请看下表：

　　我们试看前表，除了同盟会的“主张男女平权”一条为当时的他党所难容许外，其他各项虽有详略的不同，绝少彼此不能容许的处所；即如同盟会所标准的“促进地方自治”，倘若在不妨碍中央应有的权力范围内，亦可为他党所容许。至于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所标举的条款尤为相同；但在事实上，统一共和党老早便与同盟会提携，而统一党则一合于共和党，再合于进步党，而与同盟会为政敌。可见党义自为党义，政争自为政争，最初分党的真正原因与所揭举的党义没有十分的关系。后来统一党并入共和党，再并入进步党，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各方所揭举的党纲都有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彼此都采至简单的项目，至有含蓄的语句，解释起来，很有弹性，可以立异，也未尝绝对不可求同，请看下表：

　　观前表，国民党弃了同盟会的“男女平权”，把同盟会的“力谋国际平等”变作“维持国际和平”，这是因为俯就被并合的他党以扩党势，所以把党纲改就温和了。但与共和党及进步党的立异处，也只有“发展地方自治”的一项；对方认此足以减杀中央统一的权力，所以要与它立异；但它也主张“促成政治统一”，又未见得与对方的“国家主义”、“强善政府”绝对不相容了。总之，当时分党的真意义，不能全从表显于外的党纲上去寻求；党员的精神上虽含有集权、分权的差别，但在国民党方面的最高党首孙中山，却不是主张分权的，并且在特定时期以内也主张集权的（原来的革命方略，在军政、训政两时期中，当然要采用集权的办法），不过绝对不主张把国家一切大权集于不可信托的枭雄一人身上；在对方的共和党及进步党方面，也未尝不赞成地方自治，但认此时居于中央的当局非有绝大的权力，不能维持统一。打开窗子说亮话，两方都只注意在袁世凯一人身上；一方防制袁世凯，一方拥护袁世凯；这便是两党对抗的真意义，党纲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招牌罢了。

　　三、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范围以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某一方面表示消极的反对意味外，绝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表示；又因经济落后的原故，不曾产生出明显的阶级差别利益来，因此亦不能形成明显的阶级差别利益的团体。所以自有政团以来，都是没有民众作基础的政团，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和立宪党虽然都没有民众作他们的后盾，但因为清廷的恶政与满汉民族的反感，在民众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消极反对清廷的意味，所以革命党倚仗这种民众的消极反满意味成功。清廷颠覆后，所有的政党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在势都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因同盟会下层的无知党员骄纵失态，未免惹起一部分人的恶感，牵引民众消极反对的动机；又因民众厌乱偷安，颇希望有名的袁宫保给与他们一种“无为而治”的快乐；以此国民党首先处于危险的地位，国民党亡，而进步党亦不能幸存。

　　上面三点，都是民国初年的政党，与欧美的政党特异的处所；但比起洪宪帝制乱后，南北混争时代的政党来却又有天渊之别了。因为民国初年的政党虽然有党员跨党、党义不着实、没有民众作基础的弱点，但尚有集权、分权的精神差别可言，尚有标举出来的党纲可见；南北混争时代的政党全然变为个人的私党，除了什么“韬园”、“静庐”、“潜社”，什么胡同十二号，什么大街二百号，什么系的名号以外，便只有金钱和官位；“党纲”两字全然听不到有人说及了。所以我们虽不满意于民国初年的政党，比起后来的狐群狗党来，不能不承认前者还有政党的意义，还有受责备的价值。至于国民党和进步党后来失败的经过情形及其原因，待至以后各节，随时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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