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77)_李剑农

七七

　　元年元日，孙总统就职，代表会停会一日；至初二日，苏、皖、浙、桂、闽五省代表对于前日已经议决的修正案忽又提出异议，说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应该在夜间议定，应作为无效。其实，当时的代表会开会并没有一定的时间，只要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会，议决事项便有效；前日的决议已备此条件，推翻实为不合；因复提出修正案的修正案，经议决如次：

　　一、原第一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二、原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命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其他尚有几点，无关宏旨。此修正案的要点，就是只承认增加副总统和国务员的椅子，而不许责任内阁制出现；换言之，就是要打击宋教仁。以反对个人的精神，来定政府机关的组织，这是当时代表会极不健全的心理。组织大纲修正后，次日（即初三日），即选举副总统，黎元洪当选。孙总统即于是日提出国务员名单求同意，原以宋教仁为内务总长，因修改组织法时，招代表会之忌反对之，乃改以程德全长内务（原定程长交通），汤寿潜长交通（原定汤长教育），另提蔡元培长教育（蔡原无名），全部国务员共九人，如下：

　　陆军总长黄兴
　　海军总长黄钟英
　　外交总长王宠惠
　　司法总长伍廷芳
　　财政总长陈锦涛
　　内务总长程德全
　　教育总长蔡元培
　　实业总长张謇
　　交通总长汤寿潜

　　于是中华民国第一次的临时政府，算是在南京完全成立了。但是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此种临时政府的组织，是否与同盟会原来的革命方略和精神相符。同盟会原定的革命方略是“为纲有四，其序有三”：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羁绊，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缉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每县以三年为限……始解军法，布约法。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行之。……

　　（此种方略，是同盟会成立后在丙午、丁未间所定的。）

　　假使革命党守定这种方略的精神，当时方在与清军相持的当中，和议虽已进行，尚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应该以组织极端强有力的军政府为目的，还谈不到通常宪法上的总统制和内阁制问题。但是当时革命党人，除了中山，已把原定的革命方略丢在九霄云外去了。中山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见《孙文学说》）我们看了这段文字，便知道中山在接受临时总统的时候，已知道一般人的见解和他自己相去太远，便预备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以待将来继续奋斗。原来当时一般普通人的心理就只积恨于清廷，以为把清帝打倒了，大家就安乐了。

　　代表会是代表知识阶级的，分子已极复杂，立宪派和革命派混在一起，他们的心理自然比普通一般人要更进一步，除了推翻清皇位以外，还热心希望共和宪政的实现。在立宪派的代表，本没有看见过同盟会所定的革命方略；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也不曾把往日所定的革命方略放在心里。中山说：“当同盟会成立之初，则有会员疑革命方略之难行者，谓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可见在制定革命方略时，一般党员便只把它当作一种具文，来敷衍自己的领袖，全没有实行的意思。所以到临时政府组织的问题发生时，一般代表，就只注重在通常宪政制度的问题上，全没有想及由专制达到共和立宪，中间有如许艰难困苦的过程。

　　总括一句，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和议的成功；已注定清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所以在南北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手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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