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73)_李剑农

七三

　　▼二　袁世凯的起用与清廷的逐步降服

　　清政府接到武汉变乱消息之初，便已惊惶失措。八月二十一日，谕令瑞澂、张彪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一面命陆军大臣荫昌亲率北洋军队两镇南下。二十三日，忽下谕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除湖北原有的军队归他节制调遣外，荫昌及其他水陆各援军，袁亦得会同调遣。以总揽军符的陆军大臣，命之督师；不到三日，又命他人分任其事，可见其慌乱之极。但是袁世凯不是清廷的“社稷之臣”，不若曾国藩、李鸿章那么“麾之即去，呼之即来”的。

　　戊申年冬间，载沣放逐他，命他回籍养疴，说他有足疾不良于行；现在要他去作湖广总督，他便以“足疾未痊”四字力辞，不肯出山。他所以不肯即出的原故，一是要泄一泄愤；二是要等事变扩大，使载沣不能收拾；三是要取得对于一己合算的条件。此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素来和袁要好，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又久为袁的羽翼。袁的起用，由于奕劻的建议；外国人也替他吹说“非袁不能收拾”。载沣无可如何，才起用他作湖广总督，这是载沣对于袁世凯第一步的降服。徐世昌见他不出，便微服出京亲往彰德劝驾。及清廷再三催促，袁便以徐世昌和奕劻为介，提出六个重要的条件来，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其条件如下：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与于此次事变的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我们看他所提出的六个条件，便知道他的心理最初就是不愿意和革命军打硬仗，但是实权非揽入自己手里来不可。六个条件中的前四项，是想用以缓和革命党和一般人的心理，与他们谋妥协的。但是他的妥协政策并不是替清皇族打算，而是替自己打算。他以为：若用兵力扑灭革命军，将来革命党必积恨于他，于他有害无利；并且等到革命军扑灭了，清皇族未必还倚靠他；“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他决不愿再作这种傻子。若留着对方革命军的势力，他站在中间，处于调停的地位，一面可以见好于革命党，一面可使清皇族不得不倚靠他，所谓“养敌自重”，于他最为合算。但若不把军事实权揽到自己手里来，又恐革命军势力过于扩大，不受他的调停；就是对于清廷，也不能操纵如意，所以，虽采妥协政策，仍是少不得六条件中的五、六两项。

　　六条件中的第二项，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作用。所谓组织责任内阁，就是要把亲贵内阁废止，要把皇族的政权削去，并且要使载沣的监国摄政王地位归于无用，这个条件一办到，非徒他个人的夙愤可以发泄，并且环顾当时的人物和内外的舆望，内阁总理大臣的椅子，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敢坐。无论革命党受妥协不受妥协，清皇位能维持不能维持，大权总是揽在他自己手里了。所以这一个条件，在他是认为有极大作用的，与平常立宪党人要求责任内阁的意思大不相同。

　　但是载沣对于他的条件，起初很不愿意接受。载沣不接受，他总不出山。南下的讨伐军队都是袁的旧部，起初不大出力；荫昌往来于孝感、信阳间，将校不相习，军心不团结，迁延无功。直到九月初六日——那时湖南、陕西、九江已响应革命军，载沣更慌乱了——才下谕受袁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以冯国璋统第一军，段祺瑞统第二军，召荫昌回京。这就是表示接受他六条件中的第五项，算是载沣对袁第二步的降服。（此时南下各军将闻袁有出山之意，行将南下，始奋力与革命军搏战，数日后，夺取汉口。）

　　但是对于其他的条件，尚无表示，袁世凯也尚未出山。恰好在授袁为钦差大臣的一天，资政院的立宪党人，提出四条的上奏案来：一、取消亲贵内阁；二、宪法须由人民代表协赞；三、赦免国事犯；四、即开国会。本案由院可决后，即行上奏。这好像是立宪党和袁世凯合演的双簧戏。清皇族对此上奏案，正在筹划应付的时候，驻在滦州的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等五六人，又打下一个“晴天霹雳”来，就是九月初八日，由张、蓝等领衔要求立宪的十二条电奏：

　　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二、于本年内召集国会。
　　三、宪法由国会起草，以皇帝之名义宣布之，但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
　　四、缔结条约及媾和，由国会取决，以皇帝之名义行之。
　　五、皇帝统率海陆军，但对国内用兵时，须经国会议决。
　　六、不得以命令施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之事。
　　七、特赦国事犯。
　　八、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后，以皇帝敕任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任之，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
　　九、国会有修改宪法之提议权。
　　十、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之预算支出。
　　十一、凡增重人民之负担，须由国会议决。
　　十二、宪法及国会法之制定，军人有参与权。

　　这十二条的电奏，也好像是张、蓝等和资政院立宪党演的双簧戏，但是它的内幕却很复杂。原来陆军第二十镇，便是光绪末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由北洋六镇中抽调编成带去的第一混成协，于宣统元年由锡良改为第二十镇。而北洋陆军中，自袁世凯被逐后，已有几个士官生的革命党员钻入里面，如第六镇的统制吴禄贞和第二十镇协统蓝天蔚等都是。张绍曾虽也染了一点革命的气味，但是态度却不甚坚决，并且多数的下级将校大概都是袁的旧属，没有多少的新思想，也有点把握不住。

　　此时，伏在东北方面的革命党人听说第二十镇的军队奉命南下，便极力运动张、蓝等率兵直取北京。张、蓝等因彼此意志的强弱不一致，而部下又极复杂，便采用一种渐进手段，顿兵滦州，向清廷提出最高度的立宪条件，清廷若不肯容纳，再行进攻北京。他们以为这种要求，清廷是决难承认的。岂知他们提出要求的那一天，就是山西响应独立的那一天；倘若不允他们所请，他们由滦州进逼，和山西两面夹攻，北京如在釜中；于是载沣于九月九日即行下谕取消现行内阁章程，改组内阁，命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解除党禁，放释汪精卫等，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对于张绍曾等传谕嘉奖，并下罪己之诏。（诏语有“朕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远舆论……”，都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话。）庆亲王奕劻的内阁于十一日即行解职；十二日，即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三日，资政院即将宪法的重要信条十九条议决奏上，载沣即命刊刻誊黄宣布，择期宣誓太庙（“十九信条”附录于本节之后）。这是清廷向国民第一步的降服，也就是载沣向袁世凯第三步的降服。

　　当张绍曾等的电奏和山西独立的消息达到北京时，北京流言四起，人心汹汹，官吏的家眷和市民纷纷避往天津，光绪帝后恐怕北京立刻要落入革命军之手，便命锡良任热河督统，预备逃往热河。此时袁世凯虽尚在彰德养寿园，南北的消息却十分灵敏（因为北京有徐世昌、赵秉钧等为他的羽翼，南边的冯国璋等都天天望他南下），听到张、蓝等的要求条件，比他自己的条件更强烈无数倍，又听到山西的消息，知道载沣的降服是一定的了，于是在九月十一日（即下谕取消亲贵内阁的第三天）由彰德南下视师。听到宫廷有避往热河的消息，又恐怕失去了一个玩弄的好工具，便立即电奏严切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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