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70)_李剑农

七〇

　　▼四　铁道国有政策的反响

　　革命与立宪的运动，本是由东西帝国主义的压迫促起的。在辛亥年的夏秋间，有一件与黄花岗烈士殉难同认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事件，所谓铁道国有政策，原于帝国主义投资的竞争而生的，不可不叙述一下。

　　自日本战胜俄国后，日本的国威膨胀，加入世界帝国主义者的队伍，与他们并驾争趋，想执中国问题的牛耳；西方的帝国主义者，看见日本的来势凶猛，对于侵略中国的方针也发生变动。如日英同盟的改订（一九〇五年八月），日法协约（一九〇七年六月）、日俄协约（一九〇七年七月）的成立，日美照会（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宣布等，都是日本和西方列强整理步调的动作。及日俄两国在满蒙进行囊括的计划过于猛烈时，美国有些眼热，便向各列强提出一种“满铁中立案”，想牵制日俄的行动；结果满铁中立案失败，反促起日俄的结合，于是有日俄第二次的协约（成立于一九一〇年并有密约）成立。（第二次日俄协约的成立，最惊动国人耳目，革命、立宪两党的运动积极猛进，都因感受这种局势的危急。）美国自“满铁中立案”失败后转变方针，另采一种联合投资政策。此时清政府因为要粉饰新政，处处需钱，财政又日趋穷迫；一班贪婪的少年亲贵拥着一个贪而且庸的奕劻，更相互以敛殖私财为事；听到一班猎官的新人物，贡献他们一种“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政策，就喜欢的了不得，于是内外凑合，在辛亥年春夏的几个月间，外债骤增约二万万；其最著者为：

　　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币制借款一千万镑（即一万万元，三月十七日成立）；

　　日本铁道公债一千万元（三月二十四日成立）；

　　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川汉、粤汉铁道借款六百万镑（六千万元）。

　　主持这些借款的重要人物，就是载泽和盛宣怀。载泽之妻与光绪帝后（此时称太后矣）为姊妹，在亲贵中势力很大，任度支大臣，总揽财政全权；盛宣怀本是由张之洞卵翼而得势的，（甲午战争时，盛为天津关道，因犯贪污卖国之嫌，为舆论所攻击，奉旨开缺查办。此时任查办者为北洋大臣王文韶、南洋大臣张之洞；王本袒盛，张则素恶盛，盛因乞张保全。张此时因办汉阳铁政局[即汉冶萍公司前身]，亏空公款六百余万，受户部切责。乃谓盛曰：汝若接办铁政局为我弥补亏空，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允之，并谓铁政局既有亏空，所出之铁又无销路，则负担太难；若能保举宣怀办铁路，则此事易任。张亦允之，于是遂与王文韶联衔保盛督办铁路，是为盛宣怀与路政发生关系之始。从此盛以路矿致巨富，而汉冶萍公司则亏累日增，陆续借入日债，其权遂落入日本人之手。此则张之洞提倡实业之大功也。）现在夤缘亲贵，巴结载泽，任邮传部大臣，想藉铁道借款，一面扩充私囊，一面巩固权位，因投合皇族内阁集权的心理，提出一种铁道国有政策，于辛亥年四月十一日，用上谕宣布。四月二十二日，盛乃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粤汉铁道借款。这便是铁道国有政策的由来。

　　近五六年来的革命立宪运动，本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密切关系，及见政府如此滥借外债不遗余力，已惹起群众的大非难。但在四国币制借款和日本一千万元借款宣布时，群众虽然非难，还没有发生大风潮，因为这两项借款，尚与商民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及到铁道国有政策和川粤汉铁道借款宣布后，反抗的大风潮就起来了。原来粤汉铁道曾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后以该公司违约，由人民力争收回，已批准由商民集股自办，川汉路亦经批准商办。

　　但是商民的力量，除广东一省较为充足外，如川、湘等省，股本实难招足，因此在川、湘等省有抽收租股及米盐捐、房捐等办法（湖南已收集民股二百余万元，租股一百二十八万元，房捐股四万余元，湖北、四川未详），粤省已早修筑，川省宜万一段亦已开工。忽然说要取消商办案，以国有名义，把权利送给外人，因与各省商民的权利发生直接的冲突，于是反抗之势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了。川、粤、湘、鄂各省纷纷设立保路同志会，一面以各省咨议局为开会反抗的大本营，一面派代表进京，一面电请各省京官援助，于是奏劾盛宣怀的奏折如雪片飞来。署理川督王人文左袒商民被申饬，湘抚杨文鼎、川督赵尔丰起初也左袒商民，被申饬。

　　盛宣怀倚靠皇族内阁为后盾，丝毫不能动摇，对于各省的反抗集会，并下格杀勿论之谕。日本留学界援助商民，力主“路存与存，路亡与亡”之说，旅美粤侨也开会集议，势尤愤激，说“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当执定成案，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政府对于反抗的人民，用“格杀勿论”四字，侨商对于政府也用“格杀勿论”四字，可谓针锋相对。在相持最激烈的当中，汤化龙在北京，见各省京官所上争路公呈全无效力，曾提出一种调停的办法：拟定商民股款不向政府索回，作为路股，要求发给股票，并要求邮部许各省商民立查账会，有稽核铁路度支之权。

　　但是盛宣怀意在把持，绝对不容商民有干涉权，汤的调定办法亦无效。此次争路风潮最激烈的，要算四川人。川代表刘声元在北京，以为政府大臣皆与盛宣怀一气，想直向摄政王载沣请愿，两次前往，皆为门役所阻，乃跪地安门外，等候载沣，拦舆递呈，令逮交步军统领衙门讯究；步军统领衙门把他释放了，他又向奕劻上书，于是令步军统领衙门将他解回原籍，旅京川人纷纷集合哭送。这是川人在北京争路的情形。至于在四川省内的情形，尤为好看：七月初一日，保路同志会议决罢市，商民每家皆供光绪帝牌位，举哀号哭；各国领事见势不佳，照会政府请设法保护；赵尔丰也恐怕惹起大乱来，与将军玉岷联名奏请川路暂归商办；奉旨申饬，不许。端方因奏劾赵尔丰庸懦无能、败坏路事，乃命端方自湖北带兵入川查办。

　　七月十五日，川人听说端方带兵入川，举代表往督署，求阻端方。赵尔丰因前此容纳商民意见，被端方藉为口实，负气不过问；代表再四要求，乃将代表蒲殿俊（咨议局议长）、邓孝可（法部主事）、颜楷（股东会会长、翰林院编修）、罗纶、胡嵘等拘禁署中；人民相率至署求释放，被卫兵开枪击杀多人。赵因电奏川人以争路为名，希图独立，意在变乱，与路事无涉；清政府命严饬新旧各军，相机剿办，近省民团多为官兵所焚杀。这是四川省内争路的情形。

　　此次争路风潮，当然有革命党人在里面煽动，但是若与商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煽动未必有这大的效力。自此风潮发生以来，与革命党人素无关系的商民，也不知不觉趋向革命党方面来了。革命党刻刻乘机待发，立宪党亦已失望，一般商民又积愤无可伸雪，于是只等武汉炮响，爱新觉罗氏相传二百六十八年的金交椅，就此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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