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63)_李剑农

六三

　　二、满汉大员的暗斗

　　自变法之议复起以后，各地排满革命之风固然盛行，北京宦海中的饭碗候补者间满汉轧轹尤为激烈。当时往游北京的人出而传说：各部员司候补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一无顾忌，汉人敢怒而不敢言，出则“排汉排满之声，叹息盈耳”。原来自刚毅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十二字的口诀以来（刚毅造此十二字口诀，见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排汉的精神已深藏在满洲亲贵的心里，万不可拔了；及立宪之说一起，满人处处戴着有色眼镜来观看。此期内满汉大员暗斗的故事，如荣庆之于张百熙，奕劻之于瞿鸿璣；最显著的莫如铁良之于袁世凯。当初设京师大学堂时，原只用张百熙一人为管学大臣。张是一个附和维新的人，喜欢引用当时所谓新人才，那班新人才，议论无所顾忌，于是满人就有忌刻他的，想设法搆陷他。他吓慌了，请以太后所亲信的荣庆同管学务。

　　荣庆本是持排汉政策最力的人，专注意八旗学堂的扩张发达，对于张的措施，动辄掣肘，凡事不先禀命，张不得行；但是荣庆尚不满足，想把管学的全权揽入一己的手中，于是议设学部，置尚书一人而己任之。这是设立学部和荣庆任学部尚书的由来（此事在乙巳年的秋冬间）。瞿鸿璣和奕劻同处军机，本是西太后特别看重他。瞿有一位门生汪康年（汪曾为《时务报》经理，也是一个维新党人，于光绪丙午年，创办《京报》于北京），在北京的《京报》上时常讥刺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时奕劻、载振以“段芝贵行贿案”被言官赵启霖所劾，即宣传一时之“杨翠喜案”）。汪、瞿的师生关系本是人人所知的，奕劻因此早疑及瞿，满洲亲贵对于瞿都已侧目而视了。丁未年五月某日，瞿入值军机，西太后偶与谈及奕劻，表示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的话（因为奕劻被人指责得太多）。

　　瞿归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告之曾敬诒，曾以告之伦敦《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马利逊。这些辗转相告的，都不过把它作一种闲谈，而马利逊竟把它作一种实在消息，电告《泰晤士报》发表。西太后因此责瞿漏言，奕劻便嗾使言官劾瞿，说他“暗通报馆（指《京报》），授意言官（指赵启霖），阴结外援（指《泰晤士报》），分布党羽（指汪、赵等）”。于是月下谕命孙家鼐、铁良查复；孙、铁还没有复奏，旋即下谕命瞿开缺回籍。而奕劻反得留任。这是奕劻和瞿相倾轧的故事。

　　至于袁、铁之争，关系尤为重要。原来袁世凯自补授直督兼北洋大臣以来，在天津陆续奏设军政司（甲辰年改称督练公所）、学校司、农务司等种种机关；而军政司之下，仿效日本参谋本部训练总监及陆军部的组织，区为参谋、教练、兵备三处，俨然在天津成一个小政府。但起初清廷也不忌刻他，他也没有据地自雄的阴谋。（袁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曾奏请统一军政，谓：“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饷械不同，操法互异，平居声息不相通，临敌胜负不相顾，故成效难期，规定统一之法，实为扼要之图”云云。）

　　当壬寅年挑选旗兵交袁训练，时袁且奏派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代为布置，足见当时并无龃龉。到癸卯年冬间，北京设立练兵处以后，排袁的运动渐渐见端了。北京练兵处的设立，用意本是在统一军权于中央的，但是开办之初，虽由奕劻管理，实权还是在北洋系的掌握中。因为练兵处的提调便是徐世昌，军政司正使便是刘永庆，军令司正使便是段祺瑞，军学司正使便是王士珍：都是袁的部属。此时留学日本的士官学生陆续归国了；其本自北洋送出的，都派往各镇充下级将校。其间有一个士官生良弼，是清贵族中的佼佼者，表面和革命党员的吴禄贞极要好，实在是排汉主义的急先锋，因与归国士官生的一部分暗倡排袁之议，利用铁良为主脑。袁、铁之争，便起于此时。

　　袁世凯看见良弼那种落落不群的气度，尚想笼络他，委他任第六镇第二十三标标统。当时的标统已算一个显职，以初归国的士官生一跃而任标统，算是很特别的，但是良弼虽受了标统的薪俸，始终不曾到差。从此北京的排袁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因为袁所兼什么什么大臣的头衔太多，旧官僚也有嫉妒他的；士官生中的革命党员急于取得军权作革命基础，也想排开他；良弼乐得与他们结合，免除排汉的痕迹。所以，表面上仿佛是士官生与北洋系的相排，其实是满汉争死活的问题。

　　到丙午秋间议改官制时，削减督抚权限问题发生，袁世凯便成了满洲亲贵的眼中钉；彰德秋操后（即在发布新官制时，袁、铁同为阅兵大臣），都中排袁运动一时大盛，御史奏劾，亲贵搆煽，袁自己也知道握权太重，便于是年十月奏请开去各项兼差；又奏称：“陆军第一镇，系臣会同铁良督率训练，第二、三、四、五、六各镇，系专由臣督练；现铁良已补授陆军部尚书，各该镇均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须臣再督练。惟第二镇驻扎永平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附近；现在外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须赖重兵，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奏入报可。

　　于是北洋六镇的兵权，袁仅留得两镇，铁良夺去四镇了（但是下面的将校铁良没有方法去掉）；这算是排袁第一步的成功。但是亲贵派并不以是而满足，因为袁还有两镇兵权在手里；（袁与载振，也有一段相争的小故事：初立商部时，载振任尚书，总揽全国路政，订立新章，拟将在工供差之监督总办等，加劄作为商部议员，而派本部章京，分赴各路帮办工事，意欲藉此收揽各省路政的实权。

　　袁此时尚兼某路督办大臣，因奏称：“国家设官，内外各有责成。各部员司，受成于堂官，而不得径行于疆吏。各省僚佐，禀承于疆吏，而不能径达于部曹，此内外之权限也。如部臣以疆吏为不足问，而与司道直接，则疆吏为虚设。如更以司道为不足恃，而由部派员以佐之，则司道为赘疣。用内侵外，以小加大，而权限紊矣。夫商部遴选议员，只可调查各项事件，条其利弊，呈由本部，订为章制，通饬遵行。今以办事之监督总办兼议员之名，又以持议之章京侵办事之权，十羊九牧，一国三公，势必牵制牴牾，阻碍百出，国家迭设新部，如昧于中央之制度，横干地方治事之权，各部派员赴各省办事，地方官皆失其职，窃恐天下不靖，而危乱随之。臣方以兼差太繁，力求辞谢，岂愿与部臣争管事之权，实以治乱所关，不容默已，故缕切陈之。”奏入，商部之计划遂阻。载振因此很不高兴。新官制成立，载振变为农工商部尚书，为亲贵派中的要人。）要制服他，只有把他的直督的地位，根本推翻。

　　不过奕劻是早已深入袁的牢笼，宫廷中也有袁的奥援，所以不易动摇。直到丁未年七月，袁与张之洞同时调入军机，亲贵派的排袁算是得了大大的胜利。当时北洋军界颇有为袁抱不平的；不过北洋军人的脑中，尚以为是士官生排挤北洋系，不知道是铁良等排挤汉人势力的计划；因为良弼极与汉人士官生相结纳的原故。革命党的士官生如吴禄贞等能在北方军队中播散革命种子，未始不由于此。革命后，北洋系的要人排斥他派的士官生也未尝不种因于此。但这都非铁良等所及料的。

　　铁良等的军事排汉计划，尚有一层最深刻的，便是创立贵胄学校。他们以为当兵的汉人虽多不足忧，所可忧者就是统率兵队的上级将官，也将被汉人占了多数。倘若中国的兵都能够用满人为将，就好比以牧人驱群羊一般，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便创立一个贵胄学校，其程度期与外国的陆军大学相等；将来的上级将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备学校出身的，只能充当下级的佐尉。贵胄学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学，后来想掩饰汉人的耳目，乃增加一条：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亦得入学。其实此条等于空文，因为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来入这种学校的。不过他们所办的贵胄学校，后来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那些贵胄享惯了骄奢淫逸的福，看相虽好，实际上都不成才，所以没有发生一点效果。

　　在上面所述满汉相忌的情形中，所谓立宪的预备不过是一种愚弄汉人的虚文罢了，哪有施行真正宪政的希望，但是一般立宪党人并不因此绝望。下节略述立宪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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