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41)_李剑农

四一

　　六、中国失败的原因

　　此次战争失败的原因详细地分析起来，有许多种；但概括地说，不外下面的几点：

　　（甲）腐败。这个腐败的病，从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级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国家正当的军政费供自己个人的快乐外，又率领宫廷内的妃嫔及阉宦小人，相率出卖官缺，于是上行下效，凡供给于政府机关的人员，也相率以苞苴贿赂图谋个人位置的维持并升迁。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苞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刻扣军饷，侵吞公帑，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窳劣不堪。据英人蒲兰德（Pland）的记述说：在战事发生前两年，汉纳根（在李鸿章部下服务的德国人）便请李鸿章购买多量克鲁伯厂所造的大开花弹，供战斗舰上大炮之用。

　　李氏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是终于不曾实行。不实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持军需事务的大人物张佩纶反对，说耗费巨款购买这种开花弹，储藏无用，太不合算；实则他所谓不合算，只是他们主管军需的人员的不合算。及到战争破裂时，李鸿章急急忙忙向英德各国添买军需品，各国因为限于守中立的原故，不能明卖；买得了，不易运到。当黄海海战时，至有两艘铁甲战斗舰共同只有三颗大口径的开花弹；因此在大半日的苦战当中，中国战舰所发射的炮都是小口径的炮，大口径的巨炮皆闲搁不能作用；这又安得不失败呢？至于中国自己制造的鱼雷，据严复所说，有用铁渣来代替火药装在里面的；这又安能守护海面呢？海军是李鸿章用全力经营的，内容的腐败如此，陆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朝鲜问题发生时，李鸿章十二分的不愿有战事，千方百计想用外交手段解决；那些书生参劾他，骂他畏葸，催他出兵，他总是迟疑不决，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的原故。

　　（乙）不统一。这个不统一的病，包括当时政治上的各方面，军事上、外交上、财政上以及其他，无不如一盘散沙。形式上，皇帝握有一切大权，好像十二分的统一；事实上，皇帝只是一个偶像：皇帝上面的西太后，只有卖官鬻爵、黜陟官吏的大权；遇有外交问题，令多头并立的总理衙门协议；总理衙门又要与离开北京的北洋大臣或南洋大臣协议。李鸿章有担负外交事实上的责任，却没有主持外交事务的全权；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以外的许多学士们，御史们，尚书、侍郎、督抚们，对于外交问题，差不多人人可以发言，人人可以出主张，外交的全权到底不知道在何人手里。

　　日本只有一个内阁总理，一个外务大臣，只要对付国会一个机关。李鸿章既不是内阁总理，不是外务大臣，要对付许多不负责任散漫庞杂的学士们、御史们以及其他的人；皇帝和太后也到底不知道谁的主张好。从问题发生到问题解决，一时一刻，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人今天知道明天如何行动，简单地说，就是自始至终无所谓方针。为什么不能有方针？就是事权不统一的原故。

　　再就军事上说：海军衙门说是管理并指挥全国海军的，但是实际上仅能指挥北洋舰队；若要调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舰队，就非绕一个弯先打电报和南洋大臣商议不可。即海军衙门的本身，总理之下有两个会办，再加上两个帮办；总理有“权”无“能”，会办、帮办有“能”有“不能”，而“权”则彼此相捋；故在该衙门的自身，事事就不能统一。陆军的不统一，更甚于海军。兵部是配相的机关，各省的兵已经成了各省督抚的兵；李鸿章可以直接调遣的，限于北洋的陆军；其他各省的军队虽然可以奏调，但是编制、训练器械既不统一，指挥的将校又各不相习，那种散漫无纪的状况，比海军更甚。再就财政上说：户部说是管理全国财政的机关，但是事实上，有钱的机关是各省藩库；各省的督抚，权比户部更重。

　　李鸿章负有支配军事费用的责任，却没有运用全国财政的权力；他所能直接筹备、支配的限于直隶一省的收入；若向他省要钱，必须奏拨，皇帝得奏，例交户部审议；部议准了，再以谕旨下之于指拨的各省；各省有时候也可以托词告乏；所以虽然奏拨准了，还要向指拨各省的主管机关讲人情。对外的问题发生了，说硬话的督抚是很多的，要他们供给军费，就要看对于各该本省的财政活动上有无妨碍。所以李鸿章说他自己是“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这并不是他掩饰自己过失的话，而是实在的情形。

　　（丙）总原因。上面两点，是就当时政治上所表现的情形分别说的。还有一个总原因，就是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近代新式国家的组织，政府是一个国民结合体的单位，有一个主脑的神经系，五官、四体运用灵活，无障无碍。中国还是停滞在旧时代中的国家，政府自为政府，人民自为人民；国家的各种机关，是皇家的机关；立于皇家最高位的人，又成了没有活动能力、没有灵敏感觉、没有振作精神与纯正德性的偶像；立于这个偶像之下供他役使的人员，无异于衰败之家的奴仆，各图各的利益与快乐，懒惰、偷窃、斗争，无所不为；有十二个忠实有为的人站在里面，想把那个衰落的门楣支撑起来，纵具三头六臂，也无所施其技。

　　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会议彼此应酬的闲谈中，李氏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博文答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语见《中东战记本末》）这虽是应酬的话，却是实情。原来日本所以制胜，因为日本已经过一次政治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维新党先制胜于内，故能制胜于外。中国此时最需要的也是政治革命，但是主持西法的新人物还是拘束在旧偶像之下，不敢作政治革命的活动，内部国民全无整个的活动新精神，对外安得不失败呢？不过有了这一次的失败，旧偶像的威力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政治革命的势力要开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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